仰光——古语有言，一切政治都是本地之事；然而今日，称所有的问题都带有全球性质并不为过。当世界领袖们在意大利八国集团峰会上相聚之际，他们将必须更新其政治观念，以应对其中任何一员都无力自行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的两年间，世人见证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危机：金融恐慌、粮食与石油价格的攀升、气候冲击、流感疫情以及其他更多事件。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政治合作不再是单纯的美好行径，而已成为一种全球需要。

全球相互关联的程度之高令人震惊。今年四月，H1N1流感病毒刚在墨西哥一个村庄中被确认，眼下它已扩散至超过一百个国家；去年九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影响在短短几日之内便传遍全球：不久，甚至那些地处亚非拉的、最为偏远的村落都感受到汇款收入减少、投资项目取消以及出口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同样，近几年来，发生于欧洲、澳洲、亚洲以及美洲部分地区的气候冲击为粮食价格的飙升推波助澜，这令穷人的日子变得更为艰难，并使数十个国家陷入了不稳定与困境之中。

没有哪一个国家或世界的领导人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的确，政治家应对本地的选民负责，但这些选民期望的正是无法在任何单一国家境内实现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都在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冲击，而这源于全球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而不仅来自某一国境内。仅以美国政府近期的一份报告为例，它警告道：在气候政策方面“沿袭往日的做法”将导致美国西南部地区发生严重干旱，墨西哥湾出现强烈风暴与洪水，东北部地区则将遭受暴雨袭击。美国的政治家们将会承担起这一责任，但要阻止这些可怕的后果，则需要一份全球协定。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呼吁八国集团在未来的十二个月内、在一系列关键议题上采取行动。这其中有一部分处于八国集团疆域之内，另一些则需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全球协定。无论是何种情况，鉴于其此前的承诺、经济规模、不成比例的温室气体排放份额以及作为捐赠国所肩负的责任，八国集团的领袖们都负有特殊的领导义务。

首先，八国集团与其他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必须强化其工作，以便在十二月于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协定。这一协定必须符合科学方面的严格性、公平性、进取性与精确性。实现将全球平均温度增幅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将要求各国到2050年时，将碳排放量削减一半。八国集团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必须身先士卒，做出从1990年排放水平基础上至少削减八成的承诺。

任何有效的协定都必须有助于那些脆弱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尤其是最为贫困的国家和高度脆弱的干旱与岛屿国家。它必须向贫困国家提供资助承诺，用于建设可持续的能源体系与具有气候适应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还必须创立一个用于发展并于此后传播环保技术、以造福世界的体制。

如果哥本哈根谈判想要取得成功，全球领袖们就不能只是空谈领导能力，而必须将之展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我呼吁各国领导人于9月22日前往联合国参加事关环境变化的全球峰会。我希望他们都能出席，这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

其次，八国集团应采取所需的明确步骤，以兑现长期存在但尚未实现的、关于向贫困国家提供支援以助后者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回首2005年，当时八国集团亲口许下诺言，将在2010年时将对非援助翻一番。如今，现实与承诺之间存在着超过每年二百亿美元的缺口，而时间只剩下一年。八国集团自身的可信度正岌岌可危，而全球最贫困的国家正受到金融危机、气候冲击与援助食言的折磨，这些因素都是其无力控制的。

第三，八国集团应当对于愈演愈烈的全球饥饿危机给予紧急的关注。据联合国估计，长期饥饿人口的数量于近期增长了约1.5亿，而全球饥饿人口总数达到十亿。

这一粮食安全方面令人震惊的倒退源于多种因素：气候冲击、作物歉收、当然还有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科学家已经向世界领袖们发出了一条强有力的信息：只要那些贫困与粮食短缺地区的小农能获得为其提高产量所需的、经过改良的种子、肥料与灌溉条件，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就将大大增加。在现阶段的灾难之中，粮食援助至关重要的；而提高粮食产量，尤其是非洲地区的粮食产量，对于明年乃至今后的发展才是关键性的。

全球合作在遏制去年的金融崩溃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世界经济局势仍旧艰难，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货币与财政合作收效明显。在H1N1流感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有效的共同应对措施。合作产生了成效，但我们在合作之路上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让我们将全球伙伴关系所蕴含的能量用于应对气候变化、贫困与粮食生产等问题。让我们启动一次不仅强健有力，而且公正、包容并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过程，以惠及全球。因为假如今日处于危机中的我们仍没有行动起来，何时我们方可将之付诸实践呢？

潘基文系联合国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