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有句老话叫：“如果你只有一把锤子，所有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鉴于经济学家门将大多数问题都归结为储蓄问题的倾向，这一点在关于美国贸易逆差和全球金融不平衡的讨论中表现得最明显不过了。

在国民收入账目中，贸易逆差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消费超过了生产。从账目的角度来讲，将贸易逆差标记为负储蓄似乎是符合逻辑的。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进而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储蓄不足造成的。但由于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所以美联储德主席Ben Bernanke的说法则是要完全扭转传统的逻辑：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储蓄不足的结果，而是全球—特别是中国储蓄过剩所致。

这两种说法都不妥。既然家庭不进行出口贸易，那么储蓄过剩又如何转化为出口呢？同理，如果美国消费过度，那么它为什么又一直在关闭制造能力，而且劳动力市场为何又如此疲软呢？

储蓄不足与储蓄过剩的假定都使得会计计算的结果出现了混乱。贸易逆差反映了生产者与购买者之间的交易，而这些交易都是激励因素和价格信号的结果。美国的消费者购买进口产品而不是美国产品是因为进口产品更便宜。这种价格优势通常是由中国和日本等国的汇率造成的。它们的货币价值被低估了25%至40%，从而经常抵消美国的效益优势。

低估的汇率只是各国用以推动出口并限制进口的政策之一。实施这样的政策使得该国享有贸易顺差而其贸易伙伴们（包括美国）则出现逆差。确保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政策还有出口补贴和进口壁垒等。

在全球化的当下，出口主导型增长还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政策为重要补充。这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在中国尤为成功。这种FDI政策包括投资补贴、退税和特殊待遇等。

这些政策鼓励大公司将生产能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后者获得现代化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了它们的出口并降低了进口需求（或使进口的增速低于出口）。同时，大公司降低了本国的制造能力和投资，从而减少了本国的出口并增加了进口。中国再一次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该国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生产的。

这种解释与储蓄不足和储蓄过剩的假定有着根本的不同，从而也会导致迥然不同的政策出台。发展中国家需要增长，但现今通过FDI获得制造能力和增长比通过发展国内的大众消费市场要容易。因此，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储蓄过剩，而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需求不足。

现在的挑战是让大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要为当地的消费者制造产品。这就需要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种扩大又意味着解决收入不均和使真正需要的人增加收入—一个由于经济学家们仅仅关注储蓄和供应面的问题而被忽视的组织性挑战。

劳动力标准、最低工资和工会都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正如它们在许多国家得到成功地发展那样。从历史上讲，工会就特别重要，因为它们参与了将工资与公司的生产力挂钩的分散式的工资谈判。因此，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市场上是可持续的。政府开支也能有所帮助，但作用有限。以政府支出替代市场支出的国家要么会产生引发通胀的预算赤字，要么以破坏激励机制的过高税率收场。

但在我们摒弃储蓄不足与储蓄过剩的假定并将当今全球金融不平衡与全球生产模式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需不足联系起来之前，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储蓄只是消费和投资的反面的令人难受的观点在经济学上就等同于《爱丽斯漫游奇境》中的蛋先生（Humpty Dumpty）说：“当我用一个词的时候，我想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