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联合国政府间人权委员会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这项措施旨在消除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两者之间人为造成的分歧。从人权体系建立伊始，这样的分歧就一直作为一种无法摆脱的特点存在于人权体系当中。该委员会核准了《1966年国际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的任择议定书》，从而建立起一项重要机制，使得通常情况下因贫困、歧视和忽略所导致的权力滥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此之前，受害者们常常不得不在沉默和无助中忍受这样的痛苦。

现在，就等着联合国大会最终核准该《议定书》了。如果获得通过，这份议定书可以真正发挥重要作用，让那些因为生活在社会边缘而倍受痛苦，丧失了应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无法获得足够营养、医疗、住房和教育的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在60年前，《世界人权宣言》就意识到，要想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宣言》明确指出，贫困和歧视排斥与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均等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宣言》的制定者们深知，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蒙受耻辱的人们无法充分参与公共生活，也同样无法影响政策，从而获得公正的待遇。

然而这一统一的视角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地缘政治板块在思想、国力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逻辑而遭到破坏。人权也由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局面而遭到扭曲。计划经济国家认为，生存需要应该高于对自由的渴望，因此，在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综合体中获得基本的必需品应该在政策和实践中占据优先的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各国政府对这一观点十分警惕，他们担心这样的观点会阻碍自由市场行为，带来过度的财务负担，或者这两方面的问题兼而有之。因此，他们宁肯优先重视那些被看作是民主基石的公民和政治权利。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各方面不可能达成一致，形成一个能够有助于《宣言》各项原则整体实施的单一的、全面的人权协议。就这样，联合国各成员国花了将近20年时间，才同时通过了将两种不同权利囊括在内的两套独立条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然而只有前一份条约建立了旨在监督执行的后续机制。

事实上，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一种“首要”权利类别，那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类权利在有影响力的富裕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政策议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相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却往往被忽视，沉淀在国内和国际“任务清单”的最底层。

针对这两套权利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新《议定书》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一套曝光权利滥用的机制，也就是所谓的“投诉机制”，这与其他核心人权条约中的此类机制非常相似。这套程序看起来可能不容易理解，但如果能够根据《议定书》的各项规定提出诉讼，受害者们就能够将各自政府所施加、未能有效阻止、不予理睬或未能及时矫正的权利滥用行为大白于天下。总之，该《议定书》为那些原本可能遭到孤立的和无权无助的个人提供了一种途径，让他们能够通过这种途径来使自己的困境为国际社会所知。

联大通过后，《议定书》将在获得足够数量的联合国会员国批准之后开始生效。这应该能够促成各种以人权为基础的计划和政策的制定，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宗旨是要提高个人以及社区的自由与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