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欧盟，对于全球化的担忧和对于一体化和移民的抵触在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包括使法国和荷兰没能通过对于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的全民公决，以及事实上暂停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对此无能为力，似乎这件事与它们无关。

大家普遍的看法认为，欧盟无法面对一体化的挑战的原因在于僵硬的经济结构以及不够充分的人力资本，这些弱点只有通过各国采取的政策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在这方面欧盟无能为力。但是，欧盟地区实质的政策效果证明了在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改革方面加强政策协调是正确的。

过时的劳动力市场规则是内部市场和货币联盟的全面利益未能得到实现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市场的僵硬，首当其冲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妨碍了对于迈向一体化的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调节。失去工作的人因为准入障碍而无法找到新的工作，而居高不下的长期失业使得那些拥有工作的感到威胁。因为对移民和内部市场一体化感到担心，使得两个群体都开始对欧洲的一体化持反对的态度。

如果无法实行改革，那么法国和意大利最终也许会在货物、服务和劳动自由流动的问题上食言，甚至也许会放弃欧元，这会给所有的成员国造成破坏性后果。因此，推行与内部市场相符的各国国内政策是符合共同利益的。

协调的益处可能会因为政策“学习”而得到加强，因为有证据表明改革很容易像波浪似地向外传播。结构性改革因为其代价和分布的不确定性而常常被抵制。要弱化这种抵制，其中的一条途径就是不但让政府的部长和领导们相互交流政策设计的信息，同时让那些抵制变革的人，尤其是工会也参与进来。

不管怎样，如果欧洲理事会能发出一个既表达了政府领导人的愿望，同时也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广泛接受的清晰的信息，那么它所产生的效果将会强得多。只有那时，人们才有希望看到在本应在七年前的欧洲理事会里斯本峰会就开始实行的全面改革以及更高的期望和更好的经济形势的良性循环的实现。

盎克鲁撒克逊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成功的改革经验表明，只要欧洲摈弃僵硬的劳动力保护，那么它就不会总是停滞不前。消除抵制的关键在于使受影响的工人能够抱有找到新工作的希望。欧洲理事会也许还可以建议任何对于劳动力保护的放松同时伴有设定最低工资。最低工资应该是正式长期雇佣的法定工资得到双方同意的一部分。通过这样一个全面的政策组合，对于变革的抵制很可能会大大减少。

移民问题是一个更大的政策挑战，因为新来者被普遍认为是对工作的威胁，并且会把本国人从社会服务中排挤出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一国对于移民的限制会把移民潮分散到其他欧盟国家，并且移民会更多地涌向有高额福利补贴的国家。此外，运作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会吸引素质更高的移民，而有严厉的劳动力保护的国家所吸引的是那些低技能和想非法工作的人。劳动力移民对于来源国也是一种挑战，因为这降低了它们年轻和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储备。

政策协作可以给这些负面的影响提供有效的救济。有两种措施会特别有用。第一是老成员国应该立即取消对于来自新成员国的工人的自由流动的现有限制。任何最低工资应该自动地适用于移民工人，以缓解低技能工作上“不公平”的竞争。

第二，欧盟对于来自欧盟外部的移民工人的准入应该颁布一个统一的方案。这个方案应该包括一个选择申请居住和工作许可的申请人的“分值制度”，以便能给每位申请人作出一个基于客观标准的评分，典型的标准应包括语言能力、教育水平和经验。这种方法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得到了成功的实施；德国和英国也采取了这种方法。

通过在整个欧盟建立一个共同的“最低福利标准”，为其工作受到移民威胁的本国工人提供一个有效的安全网络，并且对移民采用一个协同的政策，那么欧洲的公民就会感到放心。这反过来会减少他们对于移民工人的敌意，同时为移民提供一个合理并且公正的法律框架。

这些劳动力市场和移民的政策应该成为在欧盟内部进行政策协作的主要焦点。通过集中精力关注鼓励移民的政策，同时又维护欧洲的社会模式，欧洲理事会将会再次成为能够有效回应公民的真实需求和希望的政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