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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平等如何引发了金融危机

芝加哥——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两大房屋抵押贷款机构“房利美”与“房地美”都得到政府的支持,在美国两党的怂恿下,这两个贷款机构向选区内的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这种热衷于向穷人提供房产贷款的现象背后,则是出于对社会收入不平等日益加深的深切忧虑。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资分配群体中,90%的办公室经理比50%的普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的工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就拉大了收入的差距。

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技术进步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有了很大提高。40年前,一份高中文凭就足以应付办公室职员的工作,但现在本科学历都不太够用了。我们的教育体制一直未能给我们的劳动力大军提供所必需的教育。原因有多方面,责任心的缺乏、社会化进程、早期的学前教育、小学及中学教育不完善,这些原因都导致许多美国人未能进入大学学习。

由此给中产阶级带来的影响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工资上不去,就业形势日益不稳定。政府了解选民的苦衷,但也知道提高教育质量绝非易事,因为提高质量要求政府的政策有实质而有效的改革,而改变现状是很多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

另外,任何改革都需要经历数年才能见到成效,所以不能满足选民们当下的诉求。政客们只好寻找其他捷径来安抚选民。我们早已知道,消费而不是收入才是关键因素。一个聪明或愤激的政客会意识到,如果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增加了,隔几年换一辆新车、偶尔去国外度度假,也许选民就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薪水停滞不前了。

所以,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政府的举措就是向普通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扩大贷款,这一措施可能是精心规划的,也或者是反对意见很少,总之收效很快—消费额增加,就业率也上升了;贷款可以推迟到将来再还。这么说可能有挖苦意味,但在历史上就是这样,面对无法解决的国内中产阶级的深层次忧虑,政府也是一直利用宽松的信贷政策作为权宜之计。

与其通俗直白的称之为增加消费,政客们更倾向于使用高雅、有说服力的词句来陈述其政策的意义。在美国,美国梦的核心因素—“拥有自己的住宅”便被政府加以利用,政府以向广大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家庭提供房贷为说辞,来掩盖其扩大信贷及消费的意图。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采取更直接的经济手段呢,比如再分配、增加税收、发国债、增加开支?希腊陷入困境正因为采取了这些手段,才导致政府人员过度膨胀,开支巨大,国债达到惊人的数字。

但在美国却不一样,近几年来,再分配政策一直遭到强大政治集团的反对。而房贷政策却广受推崇,因为各方都认为会获利。

美国左派希望其选区获得贷款,右派也欢迎产生更多的新房屋业主,认为可能说服这些新业主改变其党派倾向。房贷政策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为数不多的几个议题之一。不管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经济适用房”法案,还是布什政府推动建立的“业主产权”社会,都对低收入家庭房贷政策给予支持,

但最终,试图通过房贷让民众拥有住房的政策导致美国出现了大量无人买得起的空房,而且许多还贷家庭饱受债务困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2004年以来,美国的居民住宅拥有率一直处于下降态势。

如同大多数情况一样,这个问题的出现违背了政府政策的初衷。政府的意图常常很难得以实现。由财大气粗的政府撑腰,固然可以轻松赚大钱,但当撞上复杂、充满竞争和并不道德的金融业时,事情的发展就会远远超出政府的预料。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信贷也曾作为一种手段,以缓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困境,将来也还会有信贷。不需拿别的国家举例,美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例子。19世纪早期,受国内平民主义运动的影响,美国缺乏监管的银行业迅猛扩展,得到许多中小型农场主的支持,这些农场主要求借贷方式更便捷,试图以此摆脱自己落后于产业工人的困境。而农村地区的过度借贷正是大萧条时期金融业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危机更深沉的意义在于,我们要越过贪婪的银行家和懦弱的监管者(这两类人都很多),去寻找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不能依靠一项金融监管法案,通过向监管机构赋予更多的权力来解决问题。美国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就要增强本国人民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这要比发放贷款困难许多,但从长期看却是更为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