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

如果从与社会主义对比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世界恰如其分地称美国为坚定资本主义。在美国，国有产权比重很低，即使发生了，也往往被视为非常态（比如，近年来，政府接管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但官员们唯恐避之不及）。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关于要少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全民医保等主要社会计划，在美国也没有其他地方那样深入人心。

但这些都不是决定美国到底有多资本主义的唯一标准。想想资本（也就是股东）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大企业吧：如果在资本的目标和管理人的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谁会胜出？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资本主义看起来就不那么彻底了。美国法律给予了经理层和公司董事比股东更大的权力。股东要想让董事按其指示行事——比如贷更多的款并扩张业务，或是关掉亏钱的工厂——是很难遂愿的。法律白纸黑字地规定，公司的董事会，而不是股东，才是公司的运营者。

一些对美国公司运作方式抱着天真幻想的人会说，法律规定算不了什么，因为如果在任者不听话的话，股东可以选举新董事。他们会想，只要股东可以选举董事，那么主宰公司的就是股东。这一点在公司所有权集中而强大的时候——比如主要股东拥有25%股权的时候，这是其他发达国家常见的结构，大公司的主要股东通常是家族、基金会或是金融机构——非常有说服力。

但美国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并非如此，美国公司选举的运作亦非如此。美国大公司的所有权相当分散，大份额股东即使在今天依然很少见。对冲基金持有大量股份至今仍是新闻，而不是常态。

选举运营美国企业的股东是一件耗费甚巨的事情。在任股东通常会提名自己，由公司支付他们的选举费用（从事不关己的股东那里拉票、制作投票材料、递交法律文档，若当选受到挑战，还要支付昂贵的美国诉讼费）。如果某个股东不喜欢通用汽车股东运作公司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通用汽车董事的业绩非常差），他尽可以提名新董事，但必须承担巨额选举费用，而且不会有人替他偿付这笔费用，至少通用汽车不会。如果他仅仅拥有100股、1000股甚至10000股，那么挑战现任股东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公司选举很少出现选战，为数不多的选战也以在任者胜出继续控制大局告终。公司和经理人受竞争性市场和其他约束的束缚，但股东权利向来不是问题。

如果不走选举之路又想除掉顽固不化的董事，也可以通过用外部公司买下整个公司及其股份来实现。但美国公司游戏的规则受董事及其游说团体的严重影响，通常可以令董事屏蔽外部报价，甚至阻止股东向外部人士出售股份。这一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尚不存在，结果发生了一系列敌意收购；到了80年代末，规则按董事的意愿发生了变化，董事可以用任何利用拒绝报价，无论何时都可以（就算没有更高的报价）。

美国公司法改革者盯上公司选举已经很久了。大约十年前，安然和世通丑闻爆发后，美国股市监管机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SEC）开始考虑要求公司允许合格股东提名董事候选人参加由公司承担费用的投票。实际方案是无关痛痒的，因为被提名并参与由公司买单的竞选投票的董事只是少数，不足以改变董事会的大部分席位。

尽管如此，董事的游说团体——比如商业圆桌（BusinessRoundtable）和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及其律师）——还是对SEC的决定进行了口诛笔伐。美国游说之风甚烈，据说影响可以直达白宫。商业利益集团寻求拿掉意欲推行该规则的SEC委员，其律师则威胁道，如果SEC一意孤行，将把它告上法庭。这些动作起到了效果：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美国公司内部人士一次又一次让SEC的计划流产。

接着，到了2010年夏天，在相关选举和金融危机削弱了在任董事之后，SEC公布了新的公司选举规则，新规则规定，合格股东拥有参与公司买单的选举投票的权利。此令一出，美国经理人团体马上起诉了SEC，政府官员被迫在新规则尚未产生任何效果的时候就将其叫停。该案目前还在庭审中。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个教训：与其说美国是资本主义，不如说它是“经理主义”（managerialist）。经理人，而不是所有者，拥有对公司决策的最终决定权。

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就算是在资本阵营中，也有不少人认为经理人在决策方面大包大揽能增加股东的福利。而且，股东和经理人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

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当经理人利益与股东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公司的经理层自由裁量权有过重之嫌，此时受害的是公司。老牌企业的经理们总是让企业亏损，总是给自己发放与其自身及公司表现极不相称的薪资，而且总是不能积极地参与到新的但风险较高的市场中去。

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的立场是鲜明的。但在经理人还是资本所有者这个问题上，美国是经理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