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专家们都对伊拉克叛乱、玻利维亚古柯种植、欧洲央行和北朝鲜政治局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高见，但我们对他们的意见到底应该相信多少？

乐观的看法是只要那些兜售专长的人为赢得有识之士（即大众传媒）的注意而拼命竞争，那么市场机制就一定能够控制质量。在报纸、电视和收音机上发表评论的专家必须有良好的历史记录，否则的话就会被无情地淘汰。

但持怀疑态度的人警告说大众传媒决定着我们能听到些什么，与进行逻辑辩论相比，它们更愿意迎合大众固有的偏见。因此，某位专家的声誉高低可能与其长期观点的正确与否成反比、而不是正比关系。

直到不久前，还没有人清楚到底谁对谁错，因为根本没人做过记录。但一个长达20年的研究项目的结果现在表明：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接近真理。

在《专家政治判断：到底有多准确？我们又怎么知道？》一书中，我详细说明了项目的具体状况。一个基本的想法是就几十个国家的命运向几百名专家征求数千条预测，然后打分确定预测的准确性。我们发现媒体不仅没有淘汰不正确的看法，反而经常对错误看法青眼有加，尤其当真相过于复杂，很难说清时更是如此。

证据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像怀疑论者警告的那样，当成群结队的专家竞相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很多人都禁不住会夸大自己的学识。那些声称能够预知未来兴衰的专家最有可能是在夸大其辞。

1985到2005年间，乐观主义者发表了一份10年预测，夸大了金融市场（比如道琼斯36，000种工业平均指数）和全球政治（比如中东和平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发生重大积极变革的机会。他们认为前景令人陶醉的可能性高达65%，而目前看来他们的预言只有15%变成了现实。

与此同时，悲观主义者的成绩更不容乐观，他们在乐观主义者强调积极因素的所有领域夸大了消极变化的机会，而且还不只于此（我还在静候加拿大、尼日利亚、印度、印尼、南非、比利时和苏丹的四分五裂）。他们认为前景凄凉黯淡的可能性高达70%，而目前看来他们的预言只有12%变成了现实。

其次，正如持怀疑态度的人曾经警告的那样，言过其实者很少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代价。事实上，媒体对言过其实者给予了大量的关注，却对他们谦虚谨慎的同事看都不看一眼。

按照哲学家伯林爵士的说法，我们把专家分为两种类型¾¾“刺猬型”或者“狐狸型”，这样就能更为轻松地理解上面提到的现象。刺猬型评论家醉心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重要的理论，他们对理论的坚定信仰很有感染力。他们最了解如何通过搜罗自己正确而别人错误的理由来激起辩论的热情。

这么做使他们赢得了媒体的喝彩。但他们却不了解何时应该踩住思想的刹车，对其他的观点做出退让。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看得太重了。结果是：“刺猬”型专家会犯更多的错误，也会在Google上掀起更大的热情。

折衷的狐狸型学者更善于控制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热情。即便是在艰苦的辩论中，他们也会对长时间无法确定谁对谁错安之若素。他们承认自己的知识存在着漏洞、也承认对方的观点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他们在谈话中不时加入限制论据适用范围的修饰语，比如‘但是’、‘然而’、‘尽管’。

因为避免一刀切的论断，狐狸型学者很少犯错误。狐狸型学者经常会在某种程度上赞同刺猬型的观点，这样就会使问题复杂化：“没错，我的同事说沙特君主政体非常脆弱是正确的，但大家需要注意政变只是极特殊情况，而且政府还掌握着很多压制反对意见的方法。”

如果你是媒体管理者，你的工作就是吸引更多观众，那么想一想你会选择谁：是一个平衡不同观点、认为最可能的结果都大体类似的专家，还是一位声称伊斯兰教徒会控制一切、造成油价飞涨的让观众坐都坐不稳的刺猬型人物？

简而言之一句话，使狐狸型专家更为准确的特点也使他们失去了媒体的欢心。

如今，毫不妥协的怀疑主义者幸灾乐祸地说我们活该有这样的媒体。可这么说并不公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社会成功地建立了被广泛认可的为专家预测打分的机制。即便是看重准确性的观众也没有几个知道：当他们看腻了乏味的狐狸型论调、转而去观看魅力四射的刺猬型论调时，准确性就已经沦为了牺牲品。

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所有民主国家都能够适用的建议：如果人们能亲眼看到准确性和娱乐性、或者准确性和党派效忠之间都发生了哪些交易，那么思想领域的市场机制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真是这样，人们难道不会更多地关注那些有着良好记录的学者？如果记录良好的学者更加受人关注，那么专家们就可能会逐渐负起责任，变得更加谦逊，而政治辩论也就不会那么刺耳了。

当然，找到记录所有合理意见的可靠方法并不容易，但就像叶芝说过的，在一个“谬误充满热情而真理缺乏说服力”的世界，这个方法至少值得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