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核野心与否认大屠杀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以同样的热情，伊朗总统内贾德辩解他的国家有权利发展它的核能力（尽管否认他的国家寻求核武器），同时也挑战着几十年来对于大屠杀的研究。内贾德对于伊朗想要寻求核武器的否认与他对大屠杀的否认有什么联系呢？记者们这样问他，但是内贾德拒绝作答。他辩解说伊朗并不需要核武器，也不想用它来复制一场从未发生过的罪行。

一些西方人在为内贾德的麻木感到悲痛的同时，试图把他对于大屠杀的否认淡化为一个被误导的盲信者的谴责（似乎被误导的盲信成了一国总统的一个易于发生的品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否认大屠杀并不是对于过去的争辩，而是对于未来的争辩。

否认大屠杀的目的在于移除现在与原罪联系在一起的禁忌。对于否认者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大屠杀到底是否发生过，而是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这是一件坏的事情。因此，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法国政客勒庞的眼里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细枝末节”。

大屠杀的否认者最想达到的目的是解除人们关于纳粹的罪行对于当今的国际关系或全球的道德观念有任何影响力的想法。内贾德在他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以及给美国总统布什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长信中一再强调的就是这一观点。他甚至作了这样的计算：大屠杀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这是纳粹真正统治德国时间的五倍。所以，他在信中对默克尔说，现在是“消除二战的阴影”的时候了。

毫不奇怪，他心里想的是以色列。但是内贾德的一心只考虑使他无法理解二战期间欧洲所真正发生的事情，也无法理解今天的欧洲是作为对这段历史灾难的回答而在六十年间建立起来的事实。他给默克尔的信，是写给一个曾被纳粹的统治所毁灭的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国家数百万人死去，整个社会和经济陷入废墟之中。

如果在纳粹统治时期从事政治活动的话，默克尔也许已经被抓进了集中营。然而内贾德针对欧洲人对于大屠杀的反应，却要求她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六十年的强加的负担的话，一些欧洲国家能有什么地位，它们在全球又能扮演什么角色。”德国在这六十年间做得似乎并不算太糟糕，但是请考虑一下这个“强加的负担”的实质：纳粹分子试图给予关于善恶的道德观念一个永久的政治表述。

作为一项政策，大屠杀的前提就是否认——对于纳粹德国内部可以有任何合法的不同宗教、种族或政治存在的否认。这种否认的手法就是对于反抗者的消灭——其中最主要的是犹太人——以无情地试图达到社会的净化。这一犯罪的意图是如此野心勃勃，其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致于一个新的词汇即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被专门造出来描述它。

通过现代媒体的传播，死亡集中营成了纳粹恶行的标志。大屠杀持久的影响力，经过数以百计的书籍和电影的挖掘，把纳粹描述成了邪恶最大的代表。从这一点上讲，否认大屠杀就是否定它在现代与邪恶的联系，并且暗示在大屠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可以在一个不同的道德秩序下被接受。

内贾德声称是外部的压力，而不是整个战争真正的历史经验是大屠杀依然存在于欧洲人的记忆中。他所不能理解的是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记忆就是对于不列颠战役的记忆，对于轰炸德累斯顿的记忆，对于占领巴黎的记忆，还有对于华沙起义的记忆。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这是用最极端的一件灾难把所有其他事件融合在了一起。

如果大屠杀没有发生过，或者它没有什么意义，那么余下的现代欧洲历史又该作何理解呢？如果没有犯罪，那么纳粹分子就不是罪犯。

内贾德感受到了重写历史所带来的力量。他喜欢用否认过去来挖苦西方人。他懂得邪恶的诱惑和遗忘的欲望。不管怎样，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欧洲人怀有一种必然会使他们与伊朗相互产生误解的历史感对内贾德来说是没有好处的。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意图很简单：找到把欧洲与它的过去相联系，以及通过这个过去，使它与以色列和美国相联系的的链条的薄弱环节。欧洲的选择同样很清楚：要么接受来自伊朗总统的对于过去的赦免，要么判断他对于历史所奉行的真理标准是否与他对于核武器所奉行的真理标准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