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欧洲

普林斯顿—历史很重要,但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一些地区和一些人来说,历史的含义是影响深远的地缘政治因素决定的永恒的冲突:四百年前和现在别无二致。对其他地区和其他人来说,历史意味着需要找到摆脱远古先例和陈旧偏见的方法。这一分歧决定了目前欧洲内外所存在的思想战争。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几年,数十种对这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新分析纷纷出场亮相。寻找帝国欧洲的自满的当代继承者是一件颇有兴味的事情,特别其是坚定的信念——世界是互相联系、繁荣昌盛的,任何倒退都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尽管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文明效应,但叙利亚和南海等火药桶仍有可能引爆全世界——一如1914年的波斯尼亚冲突。

反思一战遗产也是振兴时代思维的契机。在英国,教育达成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最近引发了一场针对认为一战是徒劳的历史学家,称一战是为对抗“德国精英的一根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正义的战争”。这似乎是对当代欧洲实力斗争的不太含蓄的暗示。

但对于解读英国的过去来说,1914年并非唯一可行的或具有吸引力的比较点。明年将是滑铁卢战役暨拿破仑的最后一败两百周年纪念。右倾的英国政客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曾经宣称欧洲共同市场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被英国打败而施加的报复。

庆祝和纪念将是当代纠纷的完美象征。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不得不改变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原定在布伦海姆宫(Blenheim Palace)举行的峰会,因为法国外交官员意识到布伦海姆宫是为了庆祝1704年马尔堡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在巴伐利亚小镇布伦海姆附近打败了路易十四的军队而兴建和命名的。

1704年很有历史意义。对法国的胜利为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法案》铺平了道路。而这一统一将成为今年在苏格兰举行的全民公投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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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的其他方面,历史日期也正在被类似的方式利用或滥用,用来树立敌人形象,与当代政治争论遥相呼应。几年前,一部俄罗斯电影径直以《1672》为题,直指俄罗斯历史上的动荡年代(Time of Troubles),当时,领导不力导致俄罗斯受到波兰贵族和资本家的侵略而亡国。电影导演弗拉基米尔·霍金恩科(Vladimir Khotinenko)说,他的观众“不把它看成是古老的历史,而把它看成最近的事件……将400年前和现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连接起来”是很重要的。

俄罗斯正竭力把乌克兰重新揽入它的轨道,另一个古代日期的重要性因此显现: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役(Battle of Poltava)中大破瑞典和哥萨克军队。这场战役也成为一部俄罗斯最新电影《国家主权的仆人》(The Sovereign’s Servant)的主题。俄罗斯电视评论员把支持欧洲导向的乌克兰的瑞典以及已经被纳入瑞典轨道的波兰和立陶宛称为想为波尔塔瓦战役复仇。

欧洲的西线和东线无不存在各种纪念它们与欧洲核心战斗的日子:1914、1815、1709、1707、1704、1612,如此等等。相反,欧洲核心则热衷于超越历史,致力于建立制度性机制克服在20世纪上半叶摧残欧洲的冲突。欧洲一体化工程便是从过去的压力和束缚中寻求解放的一种尝试。

二战后,戴高乐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来解释法国与其问题重重的过去的关系。每个欧洲国家都遭遇过背叛。“法国遭遇的苦难更深,因为它被背叛的次数更多。正因如此,法国应该拿出原谅的姿态……只有我能够让法国和德国形成妥协,因为只有我可以让德国从堕落中站起来。”

温斯顿·丘吉尔(马尔堡公爵的直系后裔)也有过类似的关于克服过去的分歧和民族主义宿怨的远见:“这片伟大的大陆……是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伦理的泉眼,”他说,“如果欧洲早就通过分享共同遗产得到了统一,那么这将是一片极乐之地,它的三四亿人民将享受到无上的繁荣和光荣。”

欧洲的核心现在太天真还是太理想主义?摆脱历史真的可行吗?或者,反之,是不是存在某种神奇之物让欧洲必须寻找历史里程碑?在英国和俄罗斯,这一怪癖似乎并不只是一种张扬国家利益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吸引不再对昔日帝国的当代衰落抱有幻想的人民的机制。

戴高乐和丘吉尔都对战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希望跨越血流成河的波尔塔瓦、布伦海姆和滑铁卢。他们把历史当作一种切实的教训,从中学习摆脱过去的必要性。与此相反,如今欧洲似乎铁了心要往过去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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