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H5N1禽流感爆发的可能性的问题极为复杂，包括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甚至政治和伦理学等各方面问题。而且，H5N1病毒目前主要影响鸟类，它究竟何时突变为一种在人之间传播的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有多大的传染性和致命性还极为不确定。

因此，有关禽流感的评论经常不得要领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最近一篇纽约时报社论谴责富国对待可能的H5N1病毒流感爆发采取“以我为先”的态度，因为，“阻止一场流行爆发、或者至少是争取时间以便应对的最大希望是改善流行爆发可能起源的东非和亚洲国家的监控和医疗措施。”

的确，需要良好的监控来获取有关发现H5N1流感在人之间传播的早期预警，这样，世界各国可以快速地采取一系列公共医疗措施，包括生产大量的抵抗此类流感的疫苗的规划。但是，“改善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医疗措施”所需要的大规模的行动目前只是停留在社论版面上，而非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由于集中的动物饲养业手段将数以十亿计的家禽和猪放置在人的附近，加上不卫生条件、贫困以及各种不合格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因此不大可能预防流行病或在源头予以抑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手忙脚乱地给140亿只鸡接种疫苗，由于假冒疫苗以及接种疫苗的队伍没有防护服，可能通过在他们的鞋将粪便从一个农场携带到另一个农场从而实际上传播疾病。这一努力因此将大打折扣。

从理论上而言，有可能通过实行“外沿预防”，即使用防流感药物并且严格隔离手段来隔离相对较小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H5N1病毒传播，从而限制流感爆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病毒学家伯克说：“在病情低于100个时部署国际资源，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抗病毒药物库存，就有可能识别最早阶段的人类流感爆发，从而迅速扑灭。这一卸载点战略具有上佳的成本效益。”

但是，这一战略只有可行的时候才可能具有成本效益。尽管外沿预防有可能在明尼亚波利斯、多伦多或者苏黎世奏效，在流感爆发开始的世界其他地方，成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在类似越南、印尼和中国那样流感病毒可能起源的地方，缺乏和专业技术、协调、纪律约束以及基础设施。

土耳其东部可能发生了将近50起病例，而该国的反应却是令人启发的。该地区官员在12月16日就警告了政府出现大量鸟类死亡，但是，一直等了12天调查才开始。当一名14岁的男孩子上周成为土耳其的第一个禽流感死者的时候（接着他的两个兄妹也死了），一名政府发言人批评了医生们谈及这一疾病，因为他们“损害了土耳其的声誉”。这让人不详地回忆起2003年中国对SARS爆发的最初反应。

目前看起来，所有的人类H5N1感染都是从接触受到感染的家禽而引起的。但是，土耳其的形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爆发在最初阶段可能的样子，那就是从最初地点的确诊病例（以及死亡）迅速传播到附近的村庄和城市。我们可以预计在治疗病人的医院里的雇员和病人中发生大量疾病，而且马上某人（甚至是一个没有患病的携带者）传播到安卡拉、地比利斯、大马士革、巴格达以及更远的地方。

抗流感药物Tamiflu和Relenza非常昂贵而且供不应求。历史表明，如果我们向贫穷国家提供这些药物用来外沿预防，那么，他们将不会得到很好的使用，例如用量不足，以至于会促进病毒抵抗而且只会加剧流行病爆发。或者它们可能会在黑市销售来养肥贪官。

富国应该向穷国投入资源主要用于监控，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不正确但却是理性的战略。这样这些国家会得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H5N1病毒及时的预警，但是将会把资金的绝大部分用于并行的、低科技以及高科技措施，例如疫苗、药物以及其他公共健康措施。这样这些国家就将会因此受益。

如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比如一年或两年内爆发流感，那么就基本上无法大幅度减弱第一波的感染。但是，如果我们有所准备，将流感病毒迅速送到紧急项目中来生产疫苗，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减弱第二波。

流感流行将要求很多层面的鉴别分类，不仅包括决定哪些病人有可能从类似药物、疫苗以及呼吸器等希缺物资中受益，而且包括有关如何在几乎是没有数量限制的可能性中最有成果地花费资源的广泛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