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更多钱的话你是不是会更加幸福呢？许多人认为是的。但是多年来的研究显示，更多财富意味着更多幸福的现象只存在于极低收入水平的人群中。比如，美国人从总体上来看要比新西兰人富裕，但是他们并不更加幸福。更加戏剧性的是，奥地利、法国、日本和德国的人民似乎并不比那些要贫穷得多的国家，比如巴西、哥伦比亚和菲律宾的人更幸福。

要在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进行对比会比较困难，但是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一个国家的内部，除开那些极低收入水平的人，比如在美国年收入低于12000美元的人。比这收入高的，收入的增加对于人们的幸福并没有多大区别。美国人比起50年代的时候要富裕多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更加幸福。今天美国的中产阶级，就是说家庭年收入在5万到9万美元之间，其幸福水平几乎与那些富有的美国人，即家庭年收入高于9万美元的一模一样。

许多关于幸福的调查只是问人们对他们的生活的满意程度。我们对于这种研究不能抱以太大的信任，因为这种整体“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也许不能反映人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对他们生活的方式感到满意。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丹尼尔·卡尼曼和几个合作研究者试图通过在一天中多次询问人们的心情来衡量他们个人的主观幸福程度。在科学杂志6月3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上，他们发表观点称，他们的研究数据证实在收入和幸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恰恰相反，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发现，高收入者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与负面情绪，比如紧张和压力相关的活动上。他们更多的时间不是花在休闲上，而是花在工作或是上班的路上。他们说，他们更多的时候的情绪为敌视、愤怒、焦躁和紧张。

当然，钱不能买来幸福的说法并不新鲜。许多宗教教导我们，迷恋物质占有会使我们不幸福。披头士乐队提醒我们金钱不能给我们买来爱。甚至那个告诉我们吃到肉并不是出于肉贩的恩惠、而是因为他的自身利益的亚当·史密斯也把想象中财富的快乐称为一种“幻象”（尽管“它激励人们并使人们奋发努力”）。

然而，这其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为什么政府总是致力于提高国民人均收入呢？如果它不能使我们更幸福的话，为什么我们许多人还是努力地要获得更多金钱呢？

也许答案在于我们天性是有目的的人。我们的先祖是必须依靠努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找到伴侣以及把孩子养大成人，我们由此演化而来。在游牧社会，拥有无法搬运的东西毫无必要，但是一旦人们定居下来并且发展起了金钱机制，这种物质占用的限制消失了。

积累金钱到一定数目可以确保人们安然度过困难期，但是今天它自身已经变成了目的，一种衡量人们地位和成功的方式，以及当我们想不出其他理由要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不做事情又会觉得无聊时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现成的目标。挣钱会促使我们去做一些我们感觉很值得的事情，只要我们不去更多地思考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在这一点上，可以对照一下美国投资家巴菲特的生活。巴菲特今年75岁，50年来一直努力积累巨额财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他是位列盖茨之后世界上第二富有的人，总资产达420亿美元。然而他节俭的生活方式揭示他并不特别喜欢大手大脚。即便他是一个挥霍无度的人，也很难使他把他财富的极小一部分花费掉。

根据这种观点，当巴菲特在60年代挣到他的一开始的几百万美元后，他积累更多金钱的努力似乎可以很轻易地被看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那么巴菲特是亚当·史密斯所描述的、以及卡尼曼和他的同事进行更深入研究的那个“幻象”的牺牲品吗？

巧合的是，在卡尼曼的文章发表的同一周巴菲特宣布了美国历史上最大一笔的慈善捐赠，捐款300亿美元给比尔和美琳达·盖茨基金会，另外捐赠70亿美元给其他慈善基金。即便把卡内基以及洛克菲勒的捐赠去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加以考虑，巴菲特的捐赠也比他们的大得多。

一个简单的举动，巴菲特给他的人生注入了目的。因为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所以他的捐款绝对不是出于要使他的来世有所得益的目的。那么，巴菲特的人生告诉了我们有关幸福本质的什么内容呢？

也许，根据卡尼曼的研究会我们会想象，如果巴菲特在60年代的某个时候停止了工作，然后完全靠他的财富生活，每天打打桥牌，那么他生活中一定会拥有更多的正面情绪。但是，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他现在就不可能体验到他的辛苦工作和杰出的投资本领，通过盖茨基金会，可以最终帮助世界上数十亿最贫穷的人治愈会导致死亡和残疾的疾病的那种满足感。巴菲特提示了我们有比处于好心情更大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