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加沙——在中东革命的政权更替之下，伊斯兰政治势力赢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选举胜利。当西方还在疲于应付突尼斯，摩洛哥以及埃及改革派伊斯兰主义者的迅速崛起之际，巴勒斯坦地区哈马斯的角色冲突问题也日渐升温。本月初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所领导的世俗派法塔赫所签订了一份新的团结协定，并引发了哈马斯内部关于这个伊斯兰运动未来将如何走向的斗争。而西方对此做出的反应也将极大影响事件最终的结果。

正如最近几周发生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哈马斯几乎完全孤立于中东的日子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大多数西方国家仍将其视为恐怖组织，但在阿拉伯各国，政治隔离已被接触所取代。在去年十二月，哈马斯领导的加沙巴勒斯坦政权总理伊斯玛尔·哈尼耶（Ismail Haniyeh）对地中海地区展开了访问，途径突尼斯，开罗和伊斯坦堡。随后在今年二月中旬，他又在卡塔尔，巴林和伊朗受到了热情欢迎。

但这一政治橄榄枝并不仅仅是由加沙递出。在一月，哈马斯驻叙利亚大马士革流亡分支机构领导人哈利德·玛沙尔（Khaled Mashal）动身启动外交访问，并受到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接待——这还是10多年以来的头一次，并促成了哈马斯和法塔赫二月在约旦签署的新团结协定，希望将两股巴勒斯坦运动团结在由阿巴斯领导的过渡政府之下。

自那以后，哈马斯内部的反对之声就逐渐升级。该运动的流亡领导人甚至不惜与公开反对团结协定的哈马斯加沙政权决裂。虽然个人野心也是导致这一紧张态势的原因，但矛盾的核心其实构建在对哈马斯自身定义的根本冲突之上。

作为加沙哈马斯领导层的保守派代表，哈尼耶试图借助区域变革的时机行事。他的政府虽然饱受指责，但却趁埃及政权更替以及加沙边界的开放捡到了一条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哈尼耶最近的外交之旅不仅得到了哈马斯的象征性承认，也因为其对以色列毫不妥协的立场而获得了支持。他总是把对“无意义”和平谈判的批评挂在嘴边，在到访德黑兰时还许诺哈马斯的“抵抗”将持续到“所有巴勒斯坦土地都得到解放的那一天”。

这些说辞的用意不言而喻。而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举动则是哈尼耶最近建议将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运动整合起来，继续从加沙向以色列平民目标发动火箭袭击。

而玛沙尔则恰恰相反。在去年五月，这位变革力量的代理人在开罗与法塔赫草签了一份和解协议，承诺要将哈马斯整合到一个巴勒斯坦联合政府之下，呼吁停止暴力行动，并接受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安排。玛沙尔同时还给予阿巴斯一年的授权去和以色列谈判，还与哈尼耶背道而驰，支持最近在约旦进行的以巴“探索性谈话”。

玛沙尔之所以向往变革，其中一个原因可以在叙利亚反对总统阿萨德的人民起义中找到。由于阿萨德对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大肆镇压，以致这位逊尼派哈马斯的领袖无法再继续支持他的叙利亚寄主。于是玛沙尔转而与法塔赫靠拢，并试图将哈马斯的流亡总部搬出大马士革——这堪称其重整计划的一个有力证明。

但玛沙尔反对支持阿萨德的行为不但迫使他卷铺盖走人，还彻底激怒了叙利亚的盟友——伊朗。伊朗随即减少了对哈马斯的财政支持——并以此切断了玛沙尔在组织内部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事实上，玛沙尔的这一决定彻底断绝了他本人与其两大重要盟友之间的联系，不但削弱了他的地位，也增加了其拥抱政治改革的决心。

而这一紧张态势在玛沙尔宣称有意辞去流亡分支领导人一职，随后又与法塔赫签订团结协定时达到了顶峰。虽然这一宣言可能是为了要挟加沙加入其阵营，却也增强了玛沙尔在民意支持方面的自信，而流亡分支内外一致要求他留任的表态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玛沙尔可以选择的道路很多：他可以凭新成立的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首脑的身份重新崛起，又或者在打着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名号的新伊斯兰政党担任领导人。而哈马斯与业已建立的巴勒斯坦政治组织的整合将意味着该组织对两国方案的正式承认，也会在整个运动的转型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对西方来说，利用这个影响哈马斯未来进程的机会意味着要修改那种失败的全方位抵制政策。就跟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一样，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改革派需要被当作一个合法的政治势力来看待。像马莎尔这类愿意与叙利亚及伊朗决裂并接受两国方案的领导人应当受到支持而非压制。而这也意味着支持当前为建立一个技术官员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临时政府的所有努力，正如卡塔尔协定所列明的那样。

有时这样一种方式可能会极富挑战性；哈马斯无疑会是一个极难合作的同路人，但美国，欧洲各国政府以及以色列都应当抓住这个机会与哈马斯改革派接触并试探他们的可塑性。因为在这个新的中东地区，西方当前所采取的手段只能反过来增强加沙以及其他地区伊斯兰强硬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