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墨尔本 —— 在世界各地，人们都对那场袭击海地的地震作出了慷慨的回应。在三天之内就有超过 100 万美国人透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每人捐出了 10 美元。即便是那些囊中羞涩的人们，比如玛丽亚·帕切克，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失业单身母亲，也捐出了食品和衣物。

其他人也用尽一切方式 —— 不管是修指甲还是洗车 —— 来筹集善款。根据最近所得到的数字，美国人对海地地震的捐助金额将超过其在 2004 年南亚海啸时援助受难者的 19 亿美元，而这 19 亿美元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捐助国外灾害的一个纪录。考虑到美国现在依然处于经济困局之中，这一回应的规模令许多人都感到吃惊。

海地与美国在地缘上的亲近，加上有近 100 万海地人居住在美国的事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会如此慷慨。但这种回应也是世界性的。在墨尔本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赛场上，罗杰·费德勒，塞蕾娜·威廉姆斯等球星共同组织了一场表演赛，筹得了 60 万美元。在卢旺达，一群每月只有不到 200 美元薪水的社区卫生工作者也贡献了 7000 美元。

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如何回应 —— 以及应当如何回应 —— 这些灾难提出了许多问题。有 20 万人在这场地震中丧生，而即便伤亡如此重大，这个数字依然比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统计的每 10 天中死于可以避免的，与贫困有关的儿童数量要少。此外，正如埃丽尔·哈森菲尔德在网站 GiveWell.com 所指出的那样，有理由相信灾害救助要比旨在从极端贫困中拯救生命的援助行为的费效比更低。

那么为什么人们会对地震受灾者慷慨解囊，却不去防止那些因为极端贫困，食物不足，不洁饮水，卫生设施不足以及缺乏最基本的医疗而导致的更大规模的死亡？

很明显，媒体报道的饱和度导致了一个关键区别的形成。卡特里娜飓风，南亚海啸以及如今海地地震的画面不断在各电视台的新闻中反复播放。而一场发生在巴基斯坦偏远地区，导致 8 万人丧生的地震获得的电视报道相对更少，得到的慷慨回应也更少。而每天因为痢疾，麻疹和疟疾而丧生的贫穷国家儿童数量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一道司空见惯的背景，一点新闻价值都没有。

试想有 100 万儿童正被困在一个将被洪水侵袭并淹没的地方，对此的新闻报道将铺天盖地。试想这 100 万儿童得救后的场景！再想象群众为那些拯救了这些儿童的英雄而欢呼的场面。

而虽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去年九月宣布：相对于两年之前，每年由于贫困致死的儿童数量已经降到了 100 万以下，但这个消息却遭到了媒体的冷遇。那些通过援助有效的卫生服务，建造干净饮用水设施，为儿童接种麻疹疫苗而实现了儿童死亡数目下降的人们却依然默默无闻。

或许人们对天灾的回应比极端贫困更慷慨的原因，是在一场天灾以后，我们不会去责怪受害者。我们似乎觉得被一场地震，海啸或者飓风袭击就是因为运气不好（除非，正如美国传教士帕特·罗伯森在海地地震后所说，海地人的祖先为了把自己从殖民统治中解脱出来，与魔鬼作了个约定）。

另外，许多人依然相信贫困是因为不努力工作，或者是过度生育。但那些导致了极端贫困的情况却不是随着贫穷者的意志而转移的（极少情况除外）。在某种情况下，这些人民可能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一个坏政府无疑是贫穷的主要原因，而即便伤亡是由天灾引起，一个坏政府也会令死亡人数有增无减。

早在两年之前，一个由普渡大学埃里克·卡莱斯教授所率领的地球物理学团队就预测到海地发生地震并造成如此破坏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敦促海地政府采取措施加固关键建筑，包括医院和学校。而政府的不作为则增加了伤亡。

那我们该怎么办？非营利组织“地质灾害国际”的创立者布赖恩·塔克呼吁将地震捐款的 10% 用于防止未来地震所造成的破坏：训练施工人员，改善工程质量，以及令公众更加了解危险所在以及如何减灾。他指出，每在预防上投入 1 美元，就能在灾难来临时挽回 10 美元的损失。

塔克的提议非常合理。但对于那些为海地救灾筹款的慈善团体来说，很难 —— 甚至也不道德 —— 去把这些援助金分出一部分来用到那些用于减少未来地震灾害的项目中去。如果大众能对防止未来破坏而募捐的款项有所回应固然很好，但实现这件事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这项提议缺乏那种援助突发事件受害者所具有的情感推动力。反而是那些承诺要对海地进行援助的政府应当保证拿出援助的其中一部分，将其用于减低同类灾害再次严重破坏海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