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虐囚的美国士兵的军事法庭审讯已经启动。这些人直接参与了对伊拉克囚犯令人发指的侮辱。美国军方将会竭力证明被告有罪而其言外之意就是起诉方-即军方本身-是无罪的。这对于任何一桩刑事诉讼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控方必须假定他们拥有对被告进行指控的道德权力，而这正是美军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

每当政府丧失道德权力，如当警察为了取得证据而违反宪法时，为案子定罪就会变得很困难。正如已过世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所言，政府必须保持其作为我们最高理想的"无所不在的导师"的地位。在阿布格莱布丑闻中，军方和布什政府完全不是什么良师，而公众和传媒也颇有同谋之嫌。那么一个有罪的集体如何能够挑选出一些嫌犯并将其作为有罪的个体进行起诉呢？

确切地说，美军方对于折磨和其它劣行的集体责任的程度还值得争议。究竟是罪责还是羞耻才是公众应有的反应呢？许多人已经耳闻目睹了足够的事实使自己对作为美国的一分子感到羞愧。这个国家以正义的理由开战，结果却在模仿（如果不是更甚的话）被其称为"流氓国家"的敌国的暴行。

罪，据说是基于我们的所为；而耻则是基于我们的身份。作为个体，大多数的美国士兵和美国人都没有在伊拉克犯下什么过错（除了侵略本身以外），因而可以规避对于暴行的集体罪责。然而对于其它的一些集体行为，我们却自然而然地确认集体罪责并分担赔偿的责任。这种方式在处理德国对于大屠杀的责任时被广泛认同。还有很多人敦促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其对于奴隶制的责任。

然而就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而言，羞耻可能更为合理。羞耻的来源并不是某种具体的行为，而仅仅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分子。这个国家居然能够不可一世得置国际法和联合国于不顾，入侵另一个对它并不构成威胁的国家，而后又将未受正规训练的军警派到该国并任其以自己发明的方式管制囚犯。

思考罪责而不是羞耻的一个办法是从思考我们对自身的责任感应有的反应开始。罪责代表着一种罪过。对这种罪过应有的反应是接受惩罚或赔偿受害者。羞耻使我们能够逃避公众的视线。如果你感到羞耻，你就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表示出弥补错误的姿态。当你感到羞耻时，你就不能忍受别人苛责的目光：你会低头回避。

虽然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对受到美军虐待的囚犯进行赔偿，但我们似乎很难看出这个提议究竟是表达了罪责还是羞耻。它更像是换取沉默的一种方式。如果补偿能与美国高层行为不当的裁决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离赎罪就更进一步了。

在过去的几周里，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拉姆斯菲尔德本人是应该辞职还是被免职。由于拉氏宣称自己即便要辞职也并非表示谢罪而只是由于不再"胜任"，情况就更不明朗了。在如此情况下，难怪人们急盼对涉嫌的政客进行国际刑事起诉。

不论好坏，美国的政治权力都使其能免予起诉。即便是联合国安理会能够成立一个特别法庭对美国军人在伊拉克的虐行进行审讯，这仍然只能解决某些个人的罪责问题，而无法追究每一个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制造这种劣行的文化的美国人的责任。

使我们的罪责变得闪烁其词的另一个原因是集体的罪责必须由一个相关的实体来讨还，如大屠杀中的犹太人。但伊拉克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的情况，使得除了被虐待的囚犯以外很难再识别一个受到美国不公正对待而应向美国讨还公道的实体。奇怪的是，布什总统第一次为美军暴行道歉是在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在场的情况下，似乎这些罪行是对约旦的阿拉伯人犯下的。即使布什是真心悔悟，约旦国王也无从宽恕他，因为他并不是这种忏悔的真正听众。

如果罪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含混不清，那么我们就只有在集体的羞耻感中挣扎了。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美国除了寻求一种谦卑以适合其在世人眼中弱化的地位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这种谦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应是放弃美国独家审判萨达姆•侯赛因的企图而将其移交国际法庭。

这种新的谦卑的一个长远结果则应该是使美国人不仅成为联合国的支持者更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支持者。如果羞耻能让美国人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的军事冒险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意外的灾难，那么这种羞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布什和美国人在伊拉克寻求荣誉，而美国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为其正派而守法的名声上增加一个抹不去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