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希腊政府最终从欧盟伙伴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到的140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款让他们赢得了完成恢复金融秩序这项艰巨任务所必不可少的喘息空间。 这项援助计划或许能、或许不能防止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变得一蹶不振，甚至可能都无法防止希腊债务违约的最终发生。 无论结果怎样，希腊经济的崩溃显然都已经令欧盟鼻青脸肿。

从本质上看，这次危机不过又一次生动诠释了我所提出的“世界经济在政治问题上面临三难选择”： 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国家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 我们最多能同时实行两种制度。 只有在限制全球化的情况下，民主才能与国家主权实现和平共处。 如果在推动全球化的同时保留民族国家，我们就必需舍弃民主制度。 如果我们希望实行民主和全球化，那么就必需将民族国家抛到一边，努力提高国际治理程度。

世界经济的过往历史表明确实存在这样的三难选择。 持续到1914年结束的首次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和货币政策与国内政治压力分离的情况下都取得了成功。 当时这些政策完全服从于金本位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需要。 可政治投票权一旦扩大，工人阶级立刻组织起来，大众政治也成为常态，国内经济目标开始和外部规则和限制展开竞争，并逐渐将后者压倒。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曾短暂恢复金本位制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 重建一次大战前全球化模式的企图在1931年宣告彻底失败，因为当时的国内政局迫使英国政府放弃金本位制，而选择国内通货再膨胀。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在1944年重新设计世界货币体系时记取了这次教训。他们明白民主国家需要空间来推行独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 因此他们仅仅构想了“有限度”的全球化，即在很大程度上将资本流动限制在长期借贷领域。 与亨利·迪克特·怀特共同起草相关规则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将资本控制仅仅视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将其看作全球经济的一项永久性特色。

由于起领导作用的国家不能或者不愿——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已经很难搞清——继续管理日益增加的资金流，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于20世纪70年代陷入崩溃。

三难选择所指明的第三条道路是彻底舍弃国家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一体化可以通过国家间的政治联盟实现与民主的结合。 这样国家主权的损失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的“国际化”来加以弥补。 可以将这看作全球联邦制的一种形式。

比方说美国，在联邦政府从各州政府手中获得足够的政治控制权后，就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 曾经发生的美国内战充分表明，这一过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欧盟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在类似过程尚未完成之前，全球金融危机就袭击了欧洲。 欧洲领导人一直非常清楚，经济联盟需要相应的政治制度才能加以支撑。 尽管以英国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希望尽可能限制欧盟的权力，但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推进政治一体化才是欧盟国家的主流。 即使如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较之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远远落后。

希腊受益于共同货币、统一资本市场和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自由贸易。 但却无权自动获得欧洲紧急贷款人的援助。 希腊居民不能像加利福尼亚居民那样，在陷入经济衰退时从布鲁塞尔获得像华盛顿那样的援助。 而且由于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失业的希腊人也不能轻松越境，进入更繁荣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 而一旦市场认定希腊政府破产，那么希腊的银行和公司也会像政府一样丧失信誉。

而从德法两国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对希腊的预算政策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只要信用评级企业认为希腊具备偿付能力，他们就不能阻止希腊政府从欧洲央行间接贷款。 如果希腊选择违约，他们也不能执行本国银行对希腊借款人的索赔，或者扣押希腊所属财产。 如果希腊选择退出欧元区，他们也同样束手无策。

所有这些导致金融危机的程度更深，解决起来头绪也更加混乱。 法德两国政府勉强出台了大额信贷方案，但在时间上多有延误，而且一直等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加入该方案才得以出台。 欧洲央行已经调低了希腊政府债券需要满足的信用标准，以方便希腊继续借贷。

考虑到避免出现债务危机需要很多人勒紧裤带以及由此在希腊工人中引发的敌意，我们无法保证这次援助计划取得成功。 当需要我们当机立断作出决策时，国外债权人却被国内政治所打败。

这次危机揭示了全球化的政治条件究竟有多苛刻。 危机表明欧洲机构需要进行多少改革，才能支撑起一片健康发展的统一市场。 欧盟面临着与其他国家同样的选择： 实现政治一体化，或者放慢经济一体化的脚步。

危机爆发前，欧洲似乎是首度成功实现政治一体化平衡状态可能性最大的候选人。 现在它的经济计划被撕成了碎片，而重新开始政治一体化所需的有力领导却迟迟未能出现。 

能够预料的最好情况是，欧洲将无法继续推迟希腊债务问题凸显出来的抉择。  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者，你甚至可能得出结论：欧洲终将因此变得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