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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以及反紧缩政策的限制

发自剑桥——紧缩政策已经穷途末路了吗?上月在戴维营举行的八国集团(G8)会议上,由德国主导的针对欧元区南部问题成员国的紧缩措施遭到了强力抵制。同样,对于那些认为欧洲必须逐步为其负债累累的公共部门找到出路,而不是硬要在短时间内符合财政教条规定的人来说,最近的法国总统大选结果堪称一记强心针。但我们也无法保证希腊新选出的中右翼新民主党——该党倾向于遵守(欧盟针对)该国的援助条件——有能力去组建一个多数派政府。

相比之下,美国虽然也拥有巨额财政赤字,但自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一直在追求扩张性以及以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如果用美国的温和增长与欧洲的无增长作对比的话,前者的政策调节效果显然比后者的紧缩措施表现更佳。

但问题并不是选择扩张或者紧缩那么简单。宏观经济政策会以一种微妙却有力,而且鲜有人提到的方式与微观经济现实进行互动。简而言之,虽然同样都是以增长为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欧洲的微观经济结构使其无法在欧盟取得与美国一样的效果。

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宽松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或以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货币的方式——致力于增加经济活动。随着更多的货币四处流动,企业重新雇佣人手并要求现有的雇员工作更长时间。那些原本犹豫是否创业的企业家们决定动手,而他们的银行则发放贷款令这些新企业变成现实。

这些新雇佣的工人和新生企业都会消费,也因此催生了更多的雇佣,更多新企业以及更多的消费。经济发展,税收增加,因此也有助于政府理顺其财政机制。国家也因此逐渐摆脱经济困局。

但欧盟无法像美国那样轻易实现这一设想,因为欧盟在微观层面的规则会造成一些摩擦,拖慢了这种扩张的步伐。

对此欧盟更为严苛的劳动法就是一个广为人知且经常被提到的例子。欧洲劳动力市场的僵化性意味着在许多欧盟国家想要(以裁员方式)缩减一家公司的规模是极为困难的事。正因为预见到了这种困难,企业首先会缺乏雇佣的意愿,直到他们确信长期的需求能支撑长期的雇佣为止。因此即便企业更容易得到钱和贷款,许多公司依然不愿意大规模招人,因此害怕在未来经济下滑时要背上一张巨额工资单。

例如《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对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的描述就体现出意大利依然受到劳动法的制肘,使企业不愿雇佣超过15人以上(超过此数则难以缩减规模)。如果要更顺利地推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话,就需要令微观经济规则与其协调一致。

而讽刺的是,紧缩政策的最热情拥护者之所以是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政府,因为德国——尤其是在她的前任总理施罗德的社会民主党主导政府任上——已经在解放该国对劳动和企业规管方面比其他欧盟国家做出了更多努力。因此扩张性,以增长为基础的政策在德国能比许多欧元区国家取得更好的效果。

那些阻碍新生企业的规管可能是阻碍货币扩张有效性的一个更重要因素。在许多地方,启动一个新生企业或者扩张一个已有企业实在是太难了。获取所需的执照往往需要走后门,简单的新企业文书申请工作比美国要繁杂许多。事实上,当这些程序在欧洲变得日益简易之时,世界银行估计在希腊以及其他大部分欧盟国家成立一家小企业所花费的时间依然要比美国要多一倍——在西班牙则要再多花两倍时间。

当人们经常抱怨欧洲那种脸书(Facebook)式巨大创业成功的相对匮乏之时,开办美发店,小零售店以及小型邮购业务所遇到的困难也同样会带来深远的整体影响。

以出租车执照为例。许多人都能驾驶出租车,包括许多失业者,但没有多少人能被获准在许多欧美主要城市中从事这一营生。试想大部分经济都采用出租车业类似的组织形式。因此大部分形式的经济刺激政策都不可能催生更多的出租车,除非行业准入限制被放宽。

一份由意大利银行研究员马格达·彼安科(Magda Bianco), 西尔维亚·吉阿科迈利(Silvia Giacomelli)和贾科莫·罗丹诺(Giacomo Rodano)共同撰写的报告指出意大利国内依然存在大量阻碍经济扩张的制度性障碍。一所工厂或许能更容易获得资助,并发现市场对自己的产品存在更多需求,但它为此做出的决定往往不是雇佣更多的工人,而是去提高产品售价。一个潜在竞争者或许想去进入这一市场,但考虑到大量的规则性准入壁垒,它可能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原来所在的行业。

在这种环境下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可能会遭遇失败。或许正因如此,法国新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更偏爱用政府手段来引出特定的成果——比如雇佣6万名新教师。

人们可以幻想在欧洲能达成一项大型讨价还价协议,把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放宽微观经济障碍结合在一起。但现有的企业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劳动者们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并可以有力地牵制政策制定者们。而在希腊以及其他欧盟国家政治中,这个因素的影响力可非同一般。

翻译:邹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