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里有个角色叫盖戈登（Gordon Gekko），有一句名言，说“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他的信条代表了产业和金融过度繁荣时期的哲学，那一轮过度繁荣早已随20世纪80年代末垃圾债券市场崩盘与储蓄贷款合作社危机（Savings & Loan crisis）走到了末路。影片中，盖戈登也锒铛入狱。

一代人以后，《华尔街》的续集将于下个月上映，盖戈登刑满出狱，重返金融江湖。他的回归恰逢次贷泡沫破灭前夕，这回这个泡沫的破灭将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贪婪是好的”是历次金融危机中的一种典型心态。次贷神话的推手们——交易员和银行家是不是比盖戈登那一辈人更贪婪、更自负、更不道德呢？倒也未必。贪婪和不道德世世代代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司空见惯。

商学院开几门伦理课，绝不会令这种行为有所收敛，只有扭转“短线盈利能带来奖赏”的错误激励机制才能抑恶扬善，因为正是那种扭曲的机制才令银行家和交易员过度冒险。在危机的酝酿阶段，银行家和交易员的行为，只不过是对报酬和分红方案的理性反应而已——当时盛行的报酬方案允许他们采取高杠杆，并报之以高额分红，而这种勾当最后注定会搞垮一大批金融企业。

要避免再度发生此类过度冒险行为，光靠加强规则和监管还不够，理由有三：

1）精明而贪婪的银行家和交易员总会找到办法钻新规则的空子；

2）每一位交易员和银行家都负责一个独立的损益表，用他自己所能支配的那一份资本去冒险，一个金融企业就好比数千个分散的独立损益单位；连金融公司的CEO和董事会都无法有效地监控这么分散的风险与决策，更遑论监管者了；

3）CEO和董事会自身也面临重大的利益冲突问题，因为连他们也无法真正代表终端股东的利益。

所以，即便是改革法规和监管，最终也无法控制泡沫和过剩，除非改变金融体系的几个根本方面。

首先，必须由立法者制定规则，彻底改变金融业的报酬机制，因为害怕竞争者会借机抢走人材，银行自己是不会推动这种变革的。特别应该引入以高风险交易与投资项目的中期收益为基础的分红方案，补充以短期利润为基础的现行方案。

第二，当年废除禁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是个错误。废除该法的结果是，老派的私人合伙制世代沿袭的一种传统——合伙人有动力互相监督，避免冒失的投资——让位于上市投行之间，乃至与商行之间的残酷竞争，只有靠大胆采取高杠杆才能在这种利润争夺战中胜出。

另一个结果是，放贷模式由原来的“发起—持有”转向以证券化为手段的“发起—出售”，导致大规模风险转嫁。最终承担信贷风险的人成了证券化链条上接最后一棒的买家，他们的上家却赚取了大把的佣金。

第三，金融市场和金融公司已经成为编织起无数利益冲突的一团乱麻。这些利益冲突成了金融体系的内在顽疾，因为那些同时从事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其他种种业务的公司，在所有的交易中都多方下注。最近高盛的案子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金融体系里还大量存在代理人渎职的问题，因为东家（比如股东）无法充分监督代理人（CEO、经理人、交易员、银行家）的行为，对代理人营私徒唤奈何。说得更深一点，问题还不仅仅是长期股东被短期代理人忽悠；甚至连股东都会发生代理人渎职。如果金融公司资本金偏低，也就是说股东投进赌局里的本钱并不多，他们就会鼓励CEO和银行家多用杠杆多冒风险，因为就算赌输了，他们自己也不会蚀多少老本。

也就是说，两种代理人渎职叠加在一块儿了，终端股东——个人股东对董事会和CEO都无法直接控制。而原本应该代表这些股东利益的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等等），却由于利益、共事和熟稔，常常跟金融公司的CEO和管理层走得很近。所以说，金融危机一再爆发，也是企业治理系统失灵的结果。

第四，靠道德和价值观是无法遏制贪婪的。要让贪婪有所收敛，只能利用人们对损失的畏惧，要通过实例让人们得到教训——没有人会为冒失的金融企业和代理人的错误埋单。次贷危机后系统性地帮助金融企业脱困，已经令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就算为了避免全球金融崩溃有必要这样做。那些“大到倒不得”的金融公司不仅被轻饶了，而且还靠着金融业巩固政策而变得更大了，扭曲也就更严重了。如果一个金融企业大到倒不得，就该把它拆分了。

除非我们采纳这些彻底的改革方略，否则新的盖戈登和庞齐还会层出不穷。抓一个盖戈登，他可能会被改造好，就像《新华尔街》电影里那样，但是金融体系内的病根不除，就会生出千百个更恶劣更贪婪的盖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