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认为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资本主义”已经赢得了意识形态冷战的胜利，而“共产主义”则遭到了惨败。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定义为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显然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目前以某种形式实施资本主义的将近200个国家中仍然存在许多不同。

我们认为应该把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四个大类。尽管许多经济体横跨若干大类，但多数经济体都符合其中一类的基本特征。下面的分类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发展得更快。

当权力和金钱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就符合了寡头资本主义的特征。它是资本主义最低级的形式，不仅因为上述经济体对收入和财富的极度不平等视而不见，而且因为精英决策人物并不将促进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恰恰相反，寡头制定经济政策以自身收入和财富的最大化为目的。这样的情况在拉丁美洲、中东阿拉伯和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非常普遍。

国家指导型资本主义指的是把增长作为核心经济目标（这一点与其他两种资本主义的形式相同），但试图通过优先发展特定的公司或行业来实现目标的经济体。政府分配信贷（通过直接拥有银行或指导私有银行做出信贷决策）、提供直接补贴和/或税收激励、批准贸易保护或利用其他调控措施来“选择获胜者”。

东南亚经济在国家指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内都不断有人呼吁仿效这些国家的做法。但国家指导的致命弱点是一旦上述经济体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决策者就会跳出行业和科技的圈子进行模仿。当政府官员而不是市场试图选择下一个获胜者的时候，他们就会冒着选错行业的巨大风险，或者将太多的投资——还有过多的产能引导至已经存在的行业。这样一种倾向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公司 或 管理型资本主义 的特点是由大公司——通常是所谓的“国家霸主”——来主导生产和就业。小规模的企业的确存在，但通常是零售或者服务型企业，只有一个或几个员工。公司通过开发规模效益、完善并大规模投产由创业者开发的根本性创新来扩大企业规模（后文将加以探讨）。西欧和日本经济体都是管理资本主义的主要实例，这种形式与国家指导型资本主义一样，也取得过很好的经济业绩。

但管理资本主义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官僚企业一般对承担风险非常敏感——承担风险也就是开发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根本性创新并实现其商业化，从而实现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大幅度可持续跳跃。

大公司相对厌恶风险，这不仅因为它们属于官僚机构，需要有层层管理人员来批准任何创新成果，而且也是因为它们不愿支持创新，因为创新有可能对目前占其利润主体的产品或服务构成威胁。在我们看来，管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之后，西欧和日本经济体都未能赶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由信息技术驱动的美国生产率复兴的浪潮。

这就引出了第四种类型：创业型资本主义。历史上活力来源于新公司的经济体一直注重实现根本性创新的商业化，不断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实例包括铁路、汽车、飞机、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空调等诸多革命性产品和创新，以及像刚刚提到的导致信息技术革命的各项技术，其中包括大型电脑和个人计算机、路由器和其他硬件设备，还有设备运行所需的多数软件。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只通过创业型企业来实现自己的全部价值。最佳的企业组合包括恰当比例的大型企业，它们掌握着改善和大规模生产根本性创新所需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此外还有恰当比例的新成立企业。

经济健康发展需要波音和其他大型飞机制造企业来完成莱特兄弟发明的商业化过程，也需要福特和通用汽车从事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但如果没有创业型企业，那么没有几个缔造了现代经济和人类生活的真正大胆的创新成果能够被创造出来。

因此，所有试图最大限度挖掘自身增长潜力的经济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找到管理和创业型资本主义的恰当平衡。创业型企业欣欣向荣的经济体不应该沾沾自喜。而国家指导型的经济体可以继续其快速发展的道路，但如果希望这种快速发展能一直持续下去，它们最终还需要转型为另外两种“正确资本主义”的恰当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