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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赤字和坏赤字

伦敦—“凡赤字皆是坏事。”这是财政鹰派振聋发聩的声音。并非如此,战略投资分析师胡德·布洛克(H. Wood Brock)在其颇有意思的新书《美国僵局》(The American Gridlock)中反驳道。布洛克指出,对赤字的合理评估取决于“政府支出的构成和质量”。

因经常性服务和转移支出引起的政府赤字是坏赤字,因为它们不能产生收入流,而且会导致国民债务增加。反之,因资本支出引起的赤字是——或者可以是——好赤字。只要管理合理,这类支出可以产生收入流,从而维持并最终消灭债务;更重要的是,这类支出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提升了一国的长期增长潜力。

根据这一区分,可以得到一条重要的财政规则:政府的经常性支出一般应该用税收来平衡。从这个角度说,如今各国动手削减经常性支出水平不无道理,但必须将节省下来的支出用于资本支出项目才行。事实上,削减经常性支出并增加资本支出必须双管齐下。

布洛克的观点是,出于经济状况考虑,美国不可能在经常性政策的基础上回到充分就业状态。复苏太疲软,美国至少需要在十年的时间里每年在运输设施和教育方面增加1万亿美元投资。美国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国家基础设施银行(National Infrastructure Bank),通过直接借款提供融资,吸引私人部门资金,或双管齐下。(我已建议英国成立一个相似的机构。)

资本和经常性支出(亦即“好”与“坏”赤字)的区别对公共财政学来说已是老生常谈了。但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忘记了应该将这一思想重新表述一下,特别是在英国和欧洲财政鹰派炙手可热的情况下(幸运的是,美国还没有出现财政鹰派一统江湖的情况)。

1月30日,非正式的欧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协议,所有欧盟成员国必须修订宪法,引入平衡预算规则,将年度结构性赤字控制在GDP的0.5%以内。只有在发生深度萧条或其他反常事件时,这一上限才能做出调整,以便让反周期政策实施足够的长度,使人们一致认为增加的赤字是周期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除此之外,违反这一规定者将自动触发罚款,金额不超过GDP的0.1%。

英国是两个拒绝签署这一“财政契约”的欧盟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捷克)。(只有接受这一规定,才能获得欧洲援助基金。)但英国政府自身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在五年内将其占GDP10%的经常性赤字减少到零。

支持这类政策的声音最常见的观点是“债券维稳”不会要求任何损失。此外,某些欧洲国家(以及前不久的拉美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危险,以至于人们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

但对有着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和英国来说并非如此。大部分在2008年危机前坚持较紧的财政纪律的国家,其银行都受到了冲击,其税收收入都出现了下降,其主权债务都发生了危机。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将当前对财政紧缩的热情归因于这些突发事件。其核心观点是任何高于必要最小水平的政府支出都是浪费。欧洲也存在一批茶党空想家,他们厌憎福利国家,希望将这一观念彻底抛弃。他们认为,任何国家出资的资本支出都“一无是处”——那些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公路、桥梁和铁路让他们的钱财流进了腐败和低能。

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于私人部门支出的腐败和浪费视而不见。他们宁可让数百万人整天无所事事(布洛克认为,美国16%的劳动力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或者已经失去了找工作的动力),也不愿看见那些能让他们重新工作、能培养他们的技能、能用资产武装国家的项目。他们宁可出现全局浪费,也不愿看见局部浪费。

你或许会批评布洛克观点的某些细节:如果能够根深地理解凯恩斯,他将能更有力地反驳“如果国家出资的项目值得进行,那么私人部门早就在这么做了”之类的诘难。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不得不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危机前欧洲人徒劳地试图不断强化的财政规则并不见效。

我们还远没有做出后衰退时代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某些元素已经很显然了。在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互配合,不管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法单枪匹马稳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市场经济。货币政策必须发挥远比2008年之前打的国用,以约束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此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崭新的、明晰的财政计算体系,区别靠税收融资的政府支出和能自我维持的公共支出。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的作用并不只是维持外部安全以及内部法律和秩序。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指出的:

 “主权国家的第三也是最终职责……是建立和维持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作为伟大社会最高等级的优势所在,这些机构和工程仍摆脱不了以下性质:利润永远不足以抵消某个或某少数个人的支出;因此它们不可能由某个或某少数个人来建立和维持。”

在斯密看来,这些公共工程中最重要者当属“便利一国的商业的设施,比如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口等”。另一个斯密提及、但被我们所遗忘的知识是教育的重要性。斯密的话无比正确,尽管当今预算鹰派正在用行动充当反面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