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大多数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并非由本地产生，而是发端于全球层面。即便如美国这般庞大的经济体也难免受到那些“国外”（比如中国，印度或者其他地方）事务的重大影响。

当然，经济全球化为全世界带来了某些巨大的好处，比如互联网和手机这类先进技术的迅速扩散。它同时也大幅降低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的贫困率——事实上单凭这一点，世界经济就应当继续保持开放和互联。

但全球化同时也滋生了某些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首先，鉴于避税天堂在全球的迅速滋长，逃税行为的操作空间大幅增加，跨国企业逃避合理税款的机会也比以往要多得多。

此外，全球化在产生受益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受害者。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这类高收入国家，最大的受害者莫过于那些缺乏教育因而无法和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劳动者有效竞争的工人。受难最深的就是发达国家中那些缺乏高等文凭的工人，这类失业者的数量已达数百万之巨。而那些侥幸保全工作的工人们只能看着自己的工资原地踏步或者遭到扣减。

全球化同时也促进了灾难的扩散。2008年金融危机始于华尔街，随即迅速扩散到全世界，说明了推动全球银行与金融合作的必要性。而那些能轻易在国家间传播的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其他灾难性问题也都需要一个类似的全球性应对措施。

因此全球化所需要的就是明智的政府政策。各国政府应当推动高质量教育以确保年轻一代有足够能力面对全球竞争。政府应当通过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来提高生产力水平，并展开全球范围的政府合作来规管某些极易将问题从一个国家传染到全世界的经济部门——尤其是金融以及环境方面。

全球化时代对高效率政府的需求正是笔者新作《文明的代价》的重点。简而言之，如今我们需要扩大而非缩小政府管理。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也必须实现现代化，以便与紧密相连的世界经济所带来的独特挑战相适应。

《文明代价》一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美国政府其实并未理解并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这种失败自1970年代全球化开始影响美国经济时已初现端倪。罗纳德·里根非但没能通过增加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科技放方面的支出来应对全球化，反而利用大幅压低政府开支和减税的口号赢得了1980年大选。

30年来美国一直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一味限制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推动经济和劳动力现代化所需要的投资。富人们借大幅减税在短期内受益，而穷人却苦于职位和政府服务的流失。经济失衡的程度已经上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相反的趋势又在地方政治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富人利用手中的金钱巩固了手中的权力。他们资助那些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的昂贵竞选活动，于是总统和国会议员们都为富人出力——往往以牺牲其他社会成员为代价。同样的社会综合症如今也蔓延到了世界其他国家——整个政治系统都沦为富人的玩物（或者被富人进一步控制）。

但世界上也出现了许多重要的信号，显示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只讨好富人却罔顾社会其他成员的政府。首先是要求实现更多社会正义的呼声。突尼斯和开罗的起义一开始被称为阿拉伯之春，因为它们似乎是阿拉伯世界的内部事务。但我们随后又看到发生在特拉维夫、圣地亚哥，伦敦甚至是美国的示威。这些示威的首要诉求并非打倒寡头统治下的腐败政治，而是建立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政治。

此外，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立场也逐渐左倾。在关照了企业国会游说者整整三年之后，他最终开始强调富人多交税的必要性。由于任期将尽，他可能会继续倾向富人和华尔街去换取2012年连任的竞选经费。但这也有意味着一线希望，或许奥巴马会维护一个更公平的预算政策。

包括西班牙，丹麦和希腊在内的几个欧洲政府似乎也正在转向同一个方向。西班牙最近对富裕纳税者征收一项新财产税。丹麦则选出了一个承诺要向富人征收新税并以此资助更大规模政府开支的中左翼政府。而希腊人刚刚投票通过一项新的财产税来帮助缩小其不断增大的财政赤字。

欧盟委员会呼吁实施一项新的金融交易税以获取每年约750亿欧元的税收。委员会也最终认同对欧洲各国的金融部门执行的税率都过低。新的金融交易税可能依然会面对来自欧洲内部（尤其是银行部门规模和影响力都相当庞大的英国）的政治阻力，但至少制定体现更高税负公平的规则已经排到了欧洲议程的前列。

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都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通过高税率来资助高质量的政府服务，这些国家得以在高度繁荣和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之间实现平衡。而这也是在当今的全球化经济下实现社会福祉的关键。或许世界上能有更多国家——尤其是世界上的年轻人们——正开始认识到这个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