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

发自纽约——在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影之下,人们很容易会忽略全球经济的一些长期问题。但当我们着眼于解决燃眉之急时,这些长期问题却在忽视中逐步恶化。

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球变暖。尽管全球经济的差劲表现导致了碳排放增速的相应放缓,但这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缓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非常落后了:由于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一直都极为缓慢,导致将来要大幅度削减碳排放量才能免于触及全球气温上升2摄氏度这个限制目标。

考虑到当前经济放缓,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把全球变暖这个问题放到次要位置。但恰恰相反,为气候变化而改造全球经济可能会有助于恢复总需求和增长。

与此同时,科技发展和全球化的步伐迫使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要实现快速的结构性变革。这种变革会带来某些创伤和冲击,但市场通常无法很好地做出应对。

就像大萧条的其中一部分成因源自于把经济从乡村小农经济向城市制造业经济转型的困难一样,引发当前经济问题出现的部分原因也因为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需要。我们必须创建新的企业,而现代金融市场相比起为新兴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中小企业)却更善于投机和剥削。

此外,做这样的转变需要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而个人通常难以负担相关支出。在那些人们想获得健康和教育的服务中,政府在其中两个领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市场在这些领域中的固有缺陷并出于社会平等权益的考虑)。

在2008年的危机之前,有很多人谈到全球经济不平衡及贸易顺差国(像德国和中国)需要增加其消费。这个问题并未消失;确实,德国无法抹去的长期性外部顺差正是欧元危机爆发的重要成因之一。中国顺差占GDP比重已经下降,但其长期的影响尚未显现出来。

如果不增加国内储蓄,并对全球货币安排实施更加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就不会消失。然而前者会加剧美国经济的放缓,而且这两种变革似乎都遥遥无期。随着中国不断提高其消费,它不一定会购买更多来自美国的商品。事实上,中国很有可能增加其非贸易商品的消费——比如医疗和教育——这将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深刻的扰乱性影响,尤其会影响到那些过去一直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提供输入产品的国家。

最后,还有一个贫富差距方面的全球性危机。问题是当许多国家的贫困率也不断上升之时,高收入人群在经济大饼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而中等收入群体却未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在美国,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了一个虚构的神话。

尽管大萧条加剧了这些趋势,但显然它们早在大萧条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确实,我(以及其他论者)曾经提到,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是经济放缓的原因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前全球经济深度结构性变革的后果。

一个不为大部分公民服务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无法长久延续下去的。最终,对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念会遭到侵蚀,而现存制度及安排的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好消息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大大缩小了。然而,数亿人仍处于贫困线上,而在缩小最贫困国家与其它国家差距方面则进步不大。

不平等的贸易协议——包括保留减少了许多穷困国家赖以生存的收入的不正当农业补贴——发挥了影响。发达国家都未能履行它们2001年11月在多哈的承诺——创建一个能促进发展的贸易体制,或是它们2005年在英国格伦伊格尔斯G8集团峰会上的誓言——显著提高对最贫困国家援助。

市场本身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问题。要做出全世界所需的结构性转变,我们需要政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当欧美不断要求削减支出的时候。

当我们与今天的危机做斗争时应当时刻反省自身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否会加剧长期问题。由赤字鹰派与紧缩倡导者制定的方案既削弱了今天的经济又破坏了经济的前景。讽刺地是,尽管全球经济疲软的主要来源是总需求不足,还有另一种选择:投资我们的未来,采取这些方式有助于我们同时解决全球变暖、全球收入差距与贫困以及结构性改革需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