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尔托——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与金融危机之中，世界各国的决策人都启动了一系列的回应，包括货币的、金融的与财政方面的。然而，经济仍继续萎缩，失业率仍持续上升，国家财产仍继续下降。

各个国家的政策回应有的适度，有的则过于强烈。中国承诺将国内生产总值的6%做为经济刺激并（主要）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美国则颁布了一个两年计划：共投入8000亿美元的公共开销与退税措施。美联储与英格兰银行都将短期存款利息指标降低到了几乎零利息，并在采纳“定量放松”，也就是说连续不断地进行现金注入。

尽管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巨大的超额银行准备金仍是无法借出。在日本“失落的十年”期间，日本银行主要是在购买日本政府的国债，而当时的美联储则在试图为安全性的私人贷款开启次级市场（这在美国是与银行借贷是同等重要的），购买具有财产抵押的有价证券与消费者和商业贷款，以及美国财政部发售的长期国债。英格兰银行也在购买英国政府公债（或称“镀金有价证券”）。而正在强烈关注通货膨胀的欧洲中央银行则回应得更加慢一些。

美国政府如今正着手确保、借出或花费10万亿美元来确保货币市场的资金能对美国国际集团的救援发挥作用，并进而确保美联储支援外国中央银行的互惠交易顺利进行。在其它的主要经济体中，类似的担保与银行救援行为也出现过（欧洲中央银行没有发挥这种作用；国家政府在履行这种职责）。

各国的财政回应（减少税收与降低公共开支）有着很大程度的不同，大力反对债务的欧洲比美国与中国表现得有些不大热情。美国正威迫欧洲各国采取更多的财政刺激手段，而欧洲政府则对美国进行施压，让美国在全球更大范围以更大力度对金融规范进行调整。

政府采用接近零利息、金融部门的救援以及财政刺激手段能有所收获吗？还有什么其他措施可以使用？

对于财政手段，经验表明，四分之三的消费是基于长期的经济前景，而不是短期的可支配收入。因此，临时退税大多被人们存了起来，而不是被花掉了。针对流动性受限人群，特别是失业人群，这是一种更有效，也更人道的手段。

有人声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凯恩斯主义的“放大器” ——收入的增加比初始支出的增加多得多（估计比初始投入的增加多约1.5倍）。然而，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通常进展缓慢——而且几乎总是受到狭隘的政治考虑地严重驱使。每年，日本投资15~20万亿日元的大量的基础设施刺激手段并不能阻止其失去的十年。美国政府的支出也没有让大萧条结束（大萧条开始后的第十年1939年的失业率仍超过了15 ％） 。

不管怎样，一个更有效的刺激手段将加快必要的支出。或者，通过减税来改变要裁员的公司的边际运算和消费者的开支。例如，通过暂停企业和员工一年的工资税或免除部分或全部的销售税或国家增值税。不过，更好的是永远都减免税收和对未来的支出进行控制。

然而，各国政府应当警惕昂贵的财政刺激手段。每花1美元它就可能对就业和收入带来微弱的缓冲空间，而提供大型债务的累积会阻碍长期的增长，要么靠增加大量的未来增加税或削减开支，要么靠央行进行通货膨胀。事实上，中国烦恼的正是它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

从理论上来说，足够的量化缓解意味着将来的通货膨胀，激励人们去购买大件物品，如汽车和家用电器，以避免以后价格的飞涨。 （在实践里，这是一个实验。）快速膨胀的高通胀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并且很难扭转。在危机衰退后，央行必须在通货膨胀结束前撤出巨大的之前所注入的流动资金。

不过，底线是越好的政策能最好地减轻此次可怕的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后果。我们不会很快就摆脱这次混乱。有时侯，衰退后就是强劲的复苏，但金融危机后的复苏总是痛苦的、耗时的和伤痕累累的。

经济学家肯•罗格夫和卡门•莱因哈特认为，上世纪主要的金融危机通常持续了5年或更久。在以前许多银行危机中，通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遭受了沉重打击（比如阿根廷、日本等）。这一次，几乎每一个经济体都在遭受极大的重创和全球性的银行危机。决策者将继续扔出他们这这个问题中找到的任何弹药，但从繁荣到正常发展的反杠杆作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遭遇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决策者开始寻求解决办法，有些人则会对经济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共产主义，将计划经济作为救市的灵丹妙药是很正常的。一些因此从未转回来过，尽管共产主义倒台了。

当然，没有理由回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中去。一旦脱离政府的生命线，我们需要一个监管更完善的金融体系。任何太大或内部关系太紧密的，或可能很快变成那样的金融机构都会失败，因此金融机构必须得到密切管制，对风险和资本充足率的进行实时监管，或将他们分成较小的公司。

在此同时，我们希望，贝南克先生们、国王、特里谢先生，以及世界其他央行行长可以将货币政策制定得比较合理吧，我们的政治家不要将巨额资金浪费到无效的财政刺激手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