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里—柏林墙倒塌后，人们一度认为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非常著名地将称之为“历史的终结”——但很快，人们发现，这纯属一种幻想。然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长袖善舞——既坚持一党执政，又采用资本主义信条——让历史解读家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经济：不是所有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政府，但资本主义繁荣可以支配全世界。

然而，如今，经济动荡困扰的欧洲，西方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全世界不断恶化的不平等性问题正在破坏资本主义夺取全面胜利的基础。人们提出了诸多尖锐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吗？市场不再能够制造繁荣了吗？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旗将取而代之吗？

对这些问题的普遍而深刻反思越来越让人们感到，资本主义的成功只是凭借着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指标。它取决于良好的治理和法治精神——换句话说，即运转良好的国家。西方在与共产主义作斗争时忽视了这一点的基础重要性。

冷战的对峙并不只是美国和苏联的对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峙。在新晋独立和发展的国家竞争中，这一意识形态的对立演变成了摩尼教主义，形成了一种对异端原则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如果不是断然拒绝的话）。结果，西方人将加强国家机器一概视为共产主义做派，而苏维埃阵营将最轻微的个人自由和责任视为资本主义反革命毒草。

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西方之所以更依赖市场，是因为经济增长更快更稳的缘故。但从彼此之间内在冲突的角度审视国家和市场已不再能够反映现实（如果一度反映过的话）。事实上，日渐明显的是，如今对资本主义的威胁并不来自国家的存在，而是来自国家的缺位和表现不力。

以阿根廷最近发生的事情为例。在政府将能源巨头YPF国有化之后，不安的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这个国家，因此阿根廷必将遭受经济损失。投资者的反应在正常不过了，因为他们需要运转良好的法律制度保护他们不受政治决策反复无常的伤害。

墨西哥则是提供了另一个单靠市场并不足够的例子。有效的司法制度和高效决策是资本主义繁荣的必要条件。在巴西，政府第一次敢于向大城市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缺少法律基础设施的现象开刀。也可以想想加纳的例子，它的繁荣与巴西一样，与治理的改善同步发生。反面的极端例子是委内瑞拉，其总统查韦斯破坏了原有的国家制度，大搞警察国家，结果委内瑞拉和海地一起错过了拉丁美洲最近的经济繁荣。

更一般地讲，放眼世界，繁荣国家皆有强大而高效的制度，以能够保证法治精神的法律框架为支撑。拉丁美洲和非洲绝不是仅有的例证。欧盟内部的问题及其没完没了的主权债务危机显然与其制度疲软大有关系，欧洲外围国家民主制度不够坚挺也是原因之一。

事实上，在地处欧洲边缘的乌克兰，对前总理季莫申科形式化的审判及关押正在危及该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特别是总统亚努科维奇对法治精神的蔑视导致乌克兰和欧盟关系冷淡，全面自由贸易和合作协议也被冻结，在季莫申科和其他政治犯重获自由之前不会重启。与此同时，埃及的政治审判也吸引了国际注意力，外国投资者纷纷选择静观其变再做决定。

在亚洲，中国的错误是将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堪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替代方案。事实上，这样的做法与冷战思维并无二致——“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便是如此。中国显示出了惊人的适应力，大踏步地容纳着其不断崛起的市场和人民的实力。在此过程中，官员开始承认良好治理的重要性，最近将薄熙来撤职并进入调查程序便是中共“捍卫法治精神”的明证。

市场理论的先知亚当·斯密指出，当公共制度解放了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让它来协调利益时，财富就产生了。冷战是对这一智慧的扭曲。在一个摆脱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束缚的时代，如今我们应该明白无误地大声说，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有效的治理和法治精神，从而也取决于运转良好的国家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