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过去，经济学家曾告诫政府要改变现行政策，而现在他们则告诫政府要改革现有体制。新的改革方案制定了一系列目标，其中包括减少腐败、改善法治、提高公共制度的责任和效率，以及更多地听取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改变“游戏规则”才能带来真正的持续变化——而所谓“游戏规则”指的是政府运行和与私有部门打交道的方式。

善政可以使普通家庭的认识更为清晰，也可以使投资者更加确信自己所付出的努力能够取得回报，因此善政毫无疑问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强调善政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那就是能把改革的重点向着本质上有价值的目标转移。自由贸易、汇率竞争力和良好的财政政策等传统对策其自身的价值只有在实现其他有价值目标的情况下才能得以体现，而这些目标包括加快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创造更为公平的环境。

相比之下，法治、透明、听取意见、责任或者有效治政的内在重要性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讲：善政就等同于发展本身。

令人遗憾的是，围绕着执政改革的多数探讨未能分清楚以执政为目的和以执政为手段之间的区别。结果导致思想混乱不堪，改革的策略也不切实际。

如果经济学家和援助机构能够把注意力转移到所谓的“小范围治政”，那么它们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做需要放弃对执政安排的广泛关注，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改革具体的制度上来，从而达到消除制约经济发展因素的最终目的。

贫困国家存在大量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有效的改革可以解决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执政不善或许在津巴布韦和其他若干国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而在中国、越南或者柬埔寨，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些国家尽管执政不善，国内经济却都经历着飞速的发展——执政不善肯定也不是制约埃塞俄比亚、南非、萨尔瓦多、墨西哥或者巴西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因此作为规律，全面推行执政改革既非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全面推行执政改革绝非必要条件，因为在实际中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去除持续影响经济的限制性障碍，不管这种障碍是农业生产积极性、基础设施瓶颈还是信贷费用过高。全面执政改革同样也不是发展的充分条件，因为如果没有随经济发展一同向前推进，想要保持执政改革的成果可谓是难上加难。虽然从长远和总体的发展来看法治以及相关的改革或许颇具诱惑力，但它们却很难成为发展战略中最需要关注的组成部分。

而“小范围治政”却重点关注放松发展障碍效果最好的制度安排。比如，我们发现宏观经济状况不稳定是某个特定经济体发展的限制性障碍。过去，经济顾问可能会建议实行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即缩减财政开支或者设立最高信贷限额——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宏观经济的平衡局面。

而今天，经济顾问可能会在原有建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更加制度化、与执政也更有本质性关联的其他建议。于是他或她可能会倡导推进央行独立，以便减少政治干预，并改革财政政策的管理框架——比如制定财政法规，或者允许立法机构对预算草案投票通过或者否决。

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学家对体制前提思考最多的一个领域。还有其他若干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状况，比如教育政策和电信法规。

但在贸易、就业或者工业政策等其他领域，普遍的思考或者幼稚肤浅，或者根本就是一片空白。这的确非常令人遗憾，因为经济学家对实质性问题的理解、对激励因素的职业性迷恋以及对产生出乎预料结果可能性的关注赋予了他们设计制度规则的天然优势，由他们设计出来的制度可以在推动实现既有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防止可能发生的扭曲行为。

设计恰到好处的制度规定还需要丰富的局部知识和创造力。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制度如果换个环境就很难再次取得成功。

开放进口在进口竞争兴趣索然、且货币不大可能出现高估的情况下作用还算不错，但在其他情况下，或许出口补贴或者经济特区政策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与此相似，在货币不稳定成为限制性障碍的情况下倡导央行独立是个不错的解决方式，但如果真正的问题在于竞争不足，那么片面倡导央行独立还会带来负面效果。

令人遗憾的是，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所倡导的制度改革类型太过偏向于所谓的最佳策略模式，上述模式想当然地认为存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而合乎这种制度模式的见解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可是从定义上看，最佳制度模式与环境无关，根本没有考虑到地方局势的复杂性。仅就它们收窄而非拓宽了可供采用的制度选择这一点而言，它们就有害于善政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