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最近我回到了印度，站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演讲过的讲台上给国会议员们上了一课。这个国家最近丑闻缠身，一名部长级官员在通信行业导演了一场巨大的骗局，敛财达数十亿美元。

但许多议员们突然发现：原来奥巴马向他们发表演讲的时候其实使用了一台“隐形”提字机。听众们原以为总统是即席脱稿演讲的，要知道这在印度可是一项备受推崇的技能。

以上这两个片段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形式的腐败：前者跟金钱有关，后者则使用了某种诡计。这两种罪过虽然在道德上是不同的。但奥巴马那一幕则反映了关于评价一个社会腐败程度的某种重要跨文化差异。

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会对各国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世界银行偶尔也会这样做，而媒体也会不断引用这些数据来说明某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但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影响了这些排名的合理性——毕竟这些排名都是依据对公众的调查。奥巴马的行为在美国司空见惯（倘若他真的拥有演说才能的话，这会令人感觉更好）；但这种做法在印度可行不通，因为使用这类技术是会遭人白眼的。

印度无疑也跟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存在腐败。但在印度文化中，人们会假设每个人在公共生活中都存在腐败行为，除非他能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即便是个盲人也会告诉透明国际的调查员：“我亲眼看见他收受了贿赂。”事实上，一位品德无可挑剔的著名印度官员告诉我，他母亲曾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廉洁的，但这只是因为你是我儿子。”

因此如果你问一个印度人他的政府是否充斥着贪污腐败，他们会热情地回答：“没错！”但这种热情扭曲了印度的全球排名，导致其比许多以腐败闻名的国家更低。

另外一种类似的扭曲行为表现在认为其他国家比自己的国家更腐败。比如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对受影响国家的系统性指责：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拖累了他们的经济。换句话说，那些东亚领导人的熟人和捐助者都是“权贵”，那么难道美国领导人身边的都是“朋友”？

事实上，真正的始作俑者显然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他们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却不知道自由资本流动的程度跟自由贸易的程度是不一致的。

但在那些腐败大量明显存在地方，人们也不能因此而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特色。与此相反，这通常都是政策结下的恶果。

1950年代的印度拥有一个为世界所称道的文官集团以及政治阶层。这或许会令当今的人们感到震惊，但这种道德沦丧必须追溯到无孔不入的“许可证统治”——任何进口，生产以及投资行为都需要许可证，而且情况不断恶化。高级官员们很快发现可以利用许可证作为交易筹码，而政客们则利用这一系统去回报资助自己的那些大财主。

这个系统一旦生根，腐败行为也一并渗入，高级官员和政客们收受贿赂去做不该做的事，而下级官员则索取贿赂去做自己本该去做的事。除非你满足他们的要求，否则政府办事员就不会向你提供相关文件，或者向你颁发出生证明或是地契。

但如果政策可以催生腐败的话，很明显腐败的成本会随着特定政策而变化。腐败所导致的成本在印度和印尼两地都尤其高昂，因为当地政策制造了一大批可以四处寻租的垄断权力，而这些权力又被分配给了官员的亲属。

这种“寻租”型腐败带来了极高的成本，并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损害。与此相反，中国的腐败通常都是“利益分享”型，那些国有企业高管的家庭成员都拥有股份，他们的收益随着企业盈利的上升而增加——这是某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腐败。

长远看来，这两种腐败都会腐蚀优秀治理所需的尊重和信任，并最终损害经济增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正确定义腐败——并认识到那些关于如何理解腐败的明显以及重要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