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来，德国一直是欧盟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国家，而欧洲则是世界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大陆。从1995到2005年，德国的增长率只达到14.6%，而原有的欧盟国家平均增长率为24%，美国为39.9%，整个世界为45.6%。德国的表现为什么这么差？

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弗兰茨·明特费林心中的理论是：德国已经实现了其它国家为之奋斗的理想。他坚持认定德国的增长缓慢是一种自然现象。

但这种理论根本站不住脚。德国不久前在人均收入领域已经被几个欧盟国家赶超，它们是爱尔兰、英国、荷兰和法国，而增长速度仍然赶不上其中的任何一个。

另一个更切实际的理论是过去15年来，德国同时遭受了各种外部挑战或震荡的打击。由于体制僵化，福利体系庞大和劳动力市场管理过死，德国未能从容应对这些挑战，因此惹上了麻烦。这种理论让人想起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说法，他认为未能正确地应对外部挑战是国家崩溃的主要原因。

第一轮冲击是日益紧密的全球化，大量新的低薪竞争也随之而来。尽管全球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中国决心加入赋予了它巨大的力量。中国的领土面积是日本的10倍，而应付日本也已经殊为不易。举例来讲，日本加入全球竞争以后，德国的精密仪器和光学设备就失去了竞争的优势。

第二轮冲击波来自欧盟的整合，包括向南北两个方向的扩充。欧盟内部边界的土崩瓦解扩大了各国的市场，带来了人们所预期的规模经济。但这对小国的帮助比大国更大，对欧洲最大的国家¾德国来讲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

看看手机制造商诺基亚就清楚了。由于共同市场使规模经济成为可能，诺基亚得以充分地利用自身的发明创造，而德国的西门子最近决定放弃移动电话市场。

第三轮冲击波来自欧元，由此引发了长期利率的迅速趋同，而此前某些国家的长期利率要比德国高出7个百分点。摆脱了汇率风险的影响，国际投资者不再要求这些国家提供风险酬劳，并愿意以同样优惠的条件向所有国家供应资金，而这样的优惠条件以前只有德国才能得到。

这对欧洲来讲值得庆幸，因为它能够把德国的储蓄分散到欧元区相对偏远、曾经处于不利位置的地区，有助于改善资金的分配和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这对德国工人来讲似乎没什么好处，因为德国工人也希望能吸纳更多的资金。

第四轮冲击波是欧盟的东扩，它为东部的贸易和投资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机会，但也带来了大规模的低薪竞争。平均来讲，2004年新加入欧盟的国家工资成本只有德国西部的14%。低薪竞争的结果是大规模外包和境外活动，这些活动降低了德国公司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保持了企业的竞争力。因为德国工会和福利国家都不会接受降低薪水，结果就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增长速度缓慢。

第五轮冲击波来自德国的统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两德的统一并不成功。1996年，东德劳动人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曾经占到了西德的61%，但现在却降到了59%。德国东部的缓慢发展拖了整个国家的后腿，而东部对公共资金的巨额需求又大大加重了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财政疲软对投资者的信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信心因素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上述五轮冲击波都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但对德国来讲却问题重重。为了能够迎接挑战、持续增长，德国应该使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只有调低工资、适应全新国际环境的需要，德国工人才能重拾竞争力，国内的就业水平才能回升，人力资源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德国选民可能在9月份选出新一任政府，它的任务是使德国人面对现实并推行必要的改革。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知道德国能否成功地应对汤因比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