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全世界的公共赤字都在激增。为了救助受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的银行和企业，各国政府要负担高昂成本。当前需要凯恩斯式的经济刺激，也已是普遍共识。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在日益急切地寻找“退出策略”。他们知道赤字财政不能永远搞下去，但他们不想明说，这种痛苦的“退出”会从何时开始。

德国却是个例外，不是说它没有扩张政府开支，而是说它在谈到未来的时候开门见山，显得特立独行。德国政府采取了一个特别坚决的方针来对付赤字，还试图敲定一套退出策略。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曾经批评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说它实质上允许央行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债务货币化。德国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宪法修正案，规定到2016年，政府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35%，到2020年则要彻底消除。

不论是攻击央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论调，还是限制政府举债的政策，在德国都很得人心。可是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包括德国的经济学家，则广泛认为那是无稽之谈。

默克尔并非第一位对货币政策和政府债务持强硬立场的德国政治家，她也不是招惹国际舆论批评的第一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世界都面临滞涨风险的时候，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固执地跟英、法、美国的领导人说，他们搞赤字财政是错误而危险的。他坚信滞涨的解药是“赤字国家摆脱赤字”。但他之后几任德国领导人觉得施密特当初有点自以为是。

德国如此特立独行，最明显的解释是，德国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令它难以忘怀，尤其是20世纪的两次恶性通货膨胀，令货币资产持有者倾家荡产。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大通胀期间，最严重的时候物价一天涨好几回，打垮了中产阶级，动摇了政治稳定，为希特勒的最终上台创造了机会。希特勒屡次信誓旦旦，说要用一切手段打击通胀，但他的军国主义同样把国民财富消耗一空。

虽然就连第二次恶性通胀都已过去好长时间了，只有一些老人还有亲身经历，但这两次恶性通胀的政治回声至今刺耳依然。2009年3月，德国的大众报纸《图片报》（Bild Zeitung）的一条新闻还在发布通胀警告，即使当时所有价格指标都指向通缩风险的方向。默克尔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她的反应同大众情绪若合符节。

德国政策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口结构。节制预算不仅受到老年公民的赞同，也深深地吸引着年轻人，德国的人口日益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年轻人生怕自己不得不为这些人埋单。

德国的特立独行还有第三种解释。由于世界各国政府（包括德国政府）的负债水平达到了和平时期的最高峰，市场对其稳定性深感忧虑。一些处于债务危机边缘的国家，如拉脱维亚，它们的债券已经卖不动了。甚至连英国和美国这些比较大而稳定的国家也感到政府债券拍卖变得越来越困难。大投资者，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储备基金，对资产安全性的忧虑与日俱增。

吸引外国资金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措施来保证债务不会没完没了地增加，还真一个不错的信用姿态。德国希望自己的信用风险看上去比较低，这样就能更容易、以更低成本为当前的预算赤字进行融资。

通过立法来强制平衡预算的做法显然有点虚张声势的成分。夸海口说未来怎么怎么做得更好，其实是不能全信的，不过这种承诺往往具有一定的短期效应。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法案（Gramm-Rudman Act），规定一旦出现赤字就自动削减政府开支。该法案最终被宣布违宪，但它开启了一轮巩固预算的努力。

欧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规定，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也属于类似情况：在政治压力转变以后，此类措施完全可能松懈下来，但最初在削减赤字和借贷成本方面，它们的确功不可没。

我们不知道，到了2016年或2020年，世界经济形势会是怎样，但德国那些措施的真正问题还不是这个，真正的问题是，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受制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就是说，它是同一些具有非常不同的预算环境和预算目标的国家绑在一起的。所以，德国努力争取在预算稳定性上胜过邻国其实没有多少意义：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德国通过宪法预算修正案收紧了口子，实际上会迫使邻国松口子。

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是以最终实现财政划一和协整为预设条件的。一旦预算上分道扬镳，压力就会传导到区域政策（以进行收入再分配）和货币政策（以促进增长）。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摩擦会加剧。德国现在得求神拜佛，希望人们——德国选民和中国基金管理者——现在把这些承诺当真，又在十年后把它们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