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从亚当·史密斯（1776)开始直到1950左右，资本被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关键。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些良好的基本制度，如史密斯提出的“财产安全和对公正的适当管理”。

如果这些基本制度是公正的，那么地主，商人和企业主就会进行投资和改进工作。在投资和改进的过程中，他们会扩大资本：“在所有有适当的〔财产〕安全的国家，每一个具有一般常识的人都会努力使用他可以支配的任何〔资本〕资金来获取当前的享受或者是将来的利润···一个人如果在有适当的财产安全的情况下不使用他可以支配的资金，不管资金是他自己的还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他肯定是非常懒惰的···”

更大的资本将意味着更雄厚的市场，更细致的劳动分工和更多产的经济。一个建立在复杂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非常多产的社会，就是取得 “国家财富”的方法。　

但是，将这个过程反过来，国家就会变得贫困，史密斯认为他在同时代的亚洲看到了这一点。对史密斯和其后超过175年内的继承者来说， 任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绝对需要投资资本。我们经济学家基本上是资本的拥护者，我们发展经济的魔力公式是储蓄，投资，节俭和财富积累。对这一思想最后和最全面的表述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华尔特·罗斯托的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中。

后来，罗伯特·索洛和莫希斯·阿布拉莫维兹挑战了这个几乎没人提出异议的观点。他们计算出75%到80%的经济增长不是来自资本产出率的增加－至少在企业的资本边际产量被当作社会边际产量的一个指标的时候不是如此。相反，增长和发展的关键似乎是增加以资本产出率衡量的资本集约度之外的因素：技能，教育，对技术的广泛理解和组织管理的改进。

然而资本仍然被认为即使不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依然非常关键。在由发展经济学家丹尼·罗德瑞克研究的框架中，在“可能进行突破性的〔政策〕改革”的地方，缺乏资本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增长制约”。并且即使在其他因素更制约增长的时候，在没有改变该经济体的资本形态的情况下，这些其他因素也不能得到改变。确实，高投资率可以作为没有其他有效制约增长因素的标志，暗示着繁荣和一切正常。　

问题是，对于贫穷的经济体，筹集用于缓解有效增长制约的资本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同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上打赌：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通过在资本制约有效的地方缓解它和降低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范围－这通常是一个更重要的有效增长制约，来帮助经济发展。　

人们希望如同1913年以前的英国海外投资一样——这些英国投资在世界经济外围的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地区扶持起了大量的工业，从核心工业国家的净资本流出可以为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才工业化的地区提供资金。

但是我们都知道结果：在国际资本流动剧增的同时，从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的大量净资本流动从来没有实现过。事实上，主要的结果是大量的资本从外围地区流入到富裕的核心地区。在过去的绝大部分时间以及展望将来，市场的讯息是国际资本流动不包括资本制约的缓解以及由此给全球经济外围地区带来经济加速增长。

原因不是外围地区提供了资本可以从中获利的具有吸引力的劳动力，而是核心地区－特别是美国－为资本免于没有预料到的政治动乱提供了一种保护。

但是即使净国际资本流动在沿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进行，仍然有大量的毛资本流动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进入世界经济外围地区。我们希望这些资本流动可以带着使核心地区如此富裕的制度和管理经验进入外围地区。

然而，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可能会指出，对只有有限的资源和政策改革机会的人来说，不断的以要么翻倍要么一笔勾销为赌注在新自由主义上打赌，是一个该当有这样名字的策略：“赌徒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