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与“中东”二词许久未在同一句话中出现。但现在我们却看到了。更欢欣鼓舞的是这种乐观主义起根发由于现实基础。

当然，导致这一看法改变的重要原因是，亚瑟尔·阿拉法特从政治舞台的消失。就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考多郡的新郡主，“他一生中没有哪件事比他的离世对他来说更恰如其分。”

几十年前，阿拉法特手持橄榄枝和枪出现在联合国，自那以后，他的形象就再也没有改变过。他不愿意放弃使用恐怖主义、拒绝外交手段的做法导致以色列和美国不愿承认他的合法性。其结果就是巴勒斯坦的建国以失败告终。

但是，并非阿拉法特辞世带来了这种乐观主义。我们现在拥有一个通过选举合法产生的、反对把恐怖主义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的巴勒斯坦领导政权。默罕默德·阿巴斯（阿布·马赞）向来质疑intifada（巴勒斯坦发起的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的行为。intifada已经肆虐了太多生命，它给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各方带来的只是悲惨和破坏而已。

以色列国内的变化也对人们的心态动荡产生一定影响。当前形势下，以色列人越来越意识到，无限期占领居住者多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有违于以色列要保持一个安全、繁荣、民主的犹太国家的决定。

以色列新政府组成中所出现的更多的中间派及其支持者，是另一个积极发展的信号。当前，以色列正在一名能够做出历史性抉择的总理领导之下，他很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

但是所谓的机会仅限于此。中东的历史写满了与和平机会失之交臂的历史。当前的挑战就是打破这一格局，把今日的机遇转化为现实。

这就需要以色列能成功履行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撤军的承诺。但这“成功”不仅仅牵涉到以色列的撤离，还需要巴勒斯坦证明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并能结束起源于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自从色列撤军后，发生在加沙地带的事件对以色列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加沙地带变成一个非法的失败国家，成为一个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基地，那么要劝说以色列从其他占领地区撤军就会变得困难至极。但是如果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证明他们有能力实行自治并成为以色列的好邻居，那么这将无疑削弱以色列在任何地区持续占领的主要理由。

若加沙地带的形势要走上正轨，巴勒斯坦人民还需要各方援助。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诸如埃及等，与俄罗斯以及联合国一起，都有义务帮助阿布·马赞。巴勒斯坦人需要金融和技术援助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足以保持安全的国家，恢复一蹶不振的经济，建立一个现代的、透明的政治体系。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加沙地带的撤军将意味着一个政治进程的开始，而非终结。如果马赞要使大部分他的民众相信外交与和解比暴力和冲突更有效的话，加沙地带发生的一切与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这一块，美国还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事实上，美国已经开始按要求行动了。2004年9月份，在一份给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的信中，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再次重申，“要期待巴以最后阶段谈判结果重新完全回到1949年停火线的状态是不现实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解决方案框架“需要在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过程中寻求，巴勒斯坦难民要安置在那里，而不是在以色列”。

面对着国内的政治挑战，这些承诺对沙龙来说意义更为深远。布什应该也同时给阿布·马赞写一封信。这封信将阐述美国有责任帮助巴勒斯坦在以色列提供的补偿下，根据1967年停火线，建立一个可行的、与以色列相邻的、主权独立的国家，无论双方是否能达成领土调整协议。美国也将致力于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体系。美还将加大援助力量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包括巴勒斯坦境内、其他阿拉伯国家境内以及以色列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批准的在其境内的特殊地区。

作为回应，巴勒斯坦也应该做出保证，坚决放弃使用暴力和恐怖主义。然而，美国不该以领土归还和实现和平为前提条件，来帮助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不断拖延谈判直至巴勒斯坦的民主体系成熟的做法，只会让巴勒斯坦人相信民主只是一种诡计，并给他们足够的理由重拾暴力手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如果不引入某些必备条件，再好的机遇也难以转变为现实，尽管这些条件悦人心仪，但却并非必不可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