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年》中冷竣地描写了一个独裁主权中，所有的通信都受到真相部的控制，而异议人士则受到政治警察的迫害。美国依旧是由宪法和法治管辖的民主国家，拥有多样性的媒体，但是还是有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奥威尔所描绘的宣传手段已经在这里生根。

确实，自从奥威尔的时代以来，欺骗伎俩经历了巨大的改进。许多这些伎俩都是与商业产品和服务的广告和市场营销有关而得到开发并适用于政治。它们有所区分的特点是它们可以用钱来买到。近来，认知科学使得欺骗伎俩更为有效，产生了一些专门“取得成效”的政治专业人士。

这些专业人士以其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而且甚至可能得到崇拜成功而不问成功之道的美国公众的尊敬。这一事实让人们对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的概念产生怀疑。尽管完善的知识是无法得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思辩而获得对现实更好的理解。开放社会就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波普没有认识到，在民主政治中，获得公众支持要优先于追求真相。在其他领域，例如科学和工业，向世界强加某人的观点的冲动会遇到外部现实的阻力。但是在政治中，选民对于现实的感觉却可以得到轻易操纵。结果，政治对话即使在民主社会中也并不一定会引向对现实更好的理解。

民主政治引向操纵的原因在于政坛人物们并不渴望说明真相。他们想要赢得选举，而赢得选举的最佳方式就是歪曲事实，为其所用。

了解这一点并不应该让我们放弃开放社会的概念，而是修改和重新确定其理由。我们必须放弃波普默认的假定，那就是，政治对话的目标在于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且作为明确的要求再次申明现实。单单是分权、言论自由以及自由选举并不确保开放社会；为此还需要致力于追求真相。

我们需要为政治对话引入新的规则。这些规则无法与科学方法相同，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应该近似，即把追求真相作为判断政治观点的标准。只有在公众关心真相并且在发现政坛人物故意欺骗的时候惩罚他们，政坛人物们才会尊重、而不是操纵真相。而公众应当关心真相，因为欺骗在人们选择代表的时候误导人民，歪曲政策选择，破坏责任制度并且摧毁民主国家中的信任，所以，公众应当关心真相。

近来的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建立在错误事实基础上的政策将会适得其反。布什政府对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反应是宣布反恐战争并且把批评当作不爱国。这些获得了公众的支持，但是其结果却与布什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驰，对于该政府和美国而言都是如此。

现实的困难是当政治专业认识歪曲事实的时候予以承认。在此，媒体、政治精英人物以及教育系统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发挥监督的作用。此外，公众需要接受灌输，抵制形形色色的欺骗伎俩。最为有效的技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运作。当超越意识的方式撩起情绪的时候，公众就无所防卫。但是，如果公众知道了不同的技术，他们就有可能拒绝它们。

共和党民意测验专家伦茨说，他从小说《1984年》中学到了其中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技术。这一伎俩改变含义并颠倒事实。如此，福克斯新闻自称为“公平和不偏不倚”，而卡尔罗夫及其助手们则将其对手最为强大的特征变为其致命的弱点，他们使用暗示和谎言来诋毁对手的成就。他们就是如此用胆小鬼和奸诈的暗示击败了两位战功卓著的越战老兵，就是2002年的克里兰和2004年的克里，而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尽管两人都逃避服兵役，却被描绘成为真正的爱国者。

另一种伎俩就是移花接木，也就是指责对手心怀鬼胎或者使用指摘者自己的伎俩。例如，沃儒威茨指责我是“反美阴谋的列宁”，而他自己就是一个前托洛茨基份子。对于他来说，对手不应予以辩论，而是予以歼灭。

美国公众极为容易受到真相的操纵，而这越发统治着国家的政治话语。实际上，有一整套的出版物就是从事这样的工作，其中有些还宣称是主流媒体。但是我相信，通过激发对于奥威尔式的新闻的憎恨还是有可能让公众免于虚假论点的。现在需要的是齐心合力指出操纵的伎俩，并且点出使用这些伎俩的人的名字并让他们蒙羞。

现在就是开始这一努力的绝佳时机。美国人正好像从一个恶梦中清醒。从近几年的经历中我们知道了政治对话中思辩的最高地位不是理所当然得到的。我们早就应该知道这一点。只有尊重事实并且惩罚撒谎或者进行其他欺骗的政坛人物的选民才能够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