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1914年8月2日，弗兰兹·卡夫卡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宣战，下午，游泳。”看来，他竟然如此超脱的态度，这个孤寂和具有远见的中欧作家在本世纪任然被称为：“卡夫卡风格”。在卡夫卡游泳后的75年之后，中欧和东欧返回了欧洲文明的范围。卡夫卡主义暂行了，一些人如是说。

中欧和东欧不仅是右翼和左翼的独裁基地，也是一个民族优越感和仇外的大本营。一些人夸张将此描述成持续和僵化的冲突之地。但是，这里同样也是精神遗产的诞生地，涌现出一批思想家，艺术家，是一片创新的热土。同时也在寻找一种不拘于常规谈判的解决手段。

1989年，在返回欧洲大家庭之后，中东欧人民也带来了多样性和富足的资源；活力，神秘和不同的记忆；以及新旧渴望。这同样说明了社会从封闭到开放式的转型时可能的，但也同样艰难。

正如托马斯.曼曾经如此写道：“自由比权力更为复杂。”自由改变了人们可以选择的范围，改变了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的范围，引入了竞争和摆脱那种完全依赖政府和不可改变的命运。为了在恐怖和欺骗环境中生存下去，奴隶制度下的人们学会独特的方法，同样的，获得自由的代价就是危险和机遇共存。

对东欧人们来说，不论他们思想新派还是保守，大家都一直渴望着以前从来没有的自由：思想自由的表达，信息的自由传递，有着一种方法来辩论和定义自身的幸福。

面对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居然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默认，这也就意味着 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东德机制和经济的重组。然而，即便在如今的德国，所谓完美还离我们很远，很多东德人还被自己二等公民的身份感到沮丧，而西欧人则应为合并后经济的负担而愤愤不平。

即便在其他地方，社会的变化也远比想象的复杂。许多新兴的共产主义国家滋生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包括复仇，怨恨，对权力地位的原始争斗。民族优越感，仇外，和反犹开始泛滥起来，伴随着腐败，裙带关系，伪善和投机主义。后共产主义的混乱导致苏联的解体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伴随着南斯拉夫战争和种族暴力冲突，由此带来了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统治和帝国复仇主义复活。

在这种混乱的自由之中，突然揭开的秘密摧毁了家庭和友谊，以及维系以往那维系大家的纽带；击碎了社会的稳定性，带来了不安全感或篡改的历史。有时候，随着前官员和秘密警察成员的死灰复燃，一些过去的伪善和机会主义者还是旧瓶装新酒。。

东欧公众开始一场激烈的辩论，这是两种隐藏记忆的深处比较：犹太大屠杀和共产恐怖犯罪行为。两种噩梦般的愚蠢竞争，大屠杀和古拉格（苏联劳改集中营），威权的纳粹主义和威权的共产主义。

不可避免的是，新旧的陈词滥调同时登场，在罗马尼亚，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公开谴责所谓的“犹太独有的受难”。。。是国际阴谋的一部分，它的幽灵又一次来到了 ，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

1998年在臭名昭著的瓦尔泽论战中，论战的焦点是在犹太大屠杀之后“不可忍受”的德国人。我建议任何一个国家应该有勇气对过去的罪行，包括对他国，他国人们，甚至包括自己本国人们的所犯下的罪行，作出真诚的忏悔。十年之后，我觉得这种倡议依然是有意义的。这种忏悔不仅是有建设性的，难道不更是一种英雄主义行为？

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如何进入欧盟似乎是画上了一道界限，（至少是对中欧和东欧来说是这样），1989年的大断裂不能保证一个人类之间完美合作就会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我们可以说，意识形态之争告一段落——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时期。

或是有人简单愚蠢认为，人类将从此将超越历史和意识形态之上。这未免有点过于乐观。正如911的恐怖袭击证明人类的故事，人类的历史还如同过去那样，一直持续行走在理想和冲突，幸福和灾难，革命和重生之间。

由于中庸的政治领袖和卡通化的公众话语，让人们觉得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号选择。实际上，甚至一些人现在提出，将近期的金融危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柏林墙的倒塌对共产主义的影响那样同样类比。

在幼稚的经济学家有关完美理性市场的范围和科学的社会主义“辩证的物质主义”之间，同样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相似性。他们相信人类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因此潜在得控制住），通过所谓的“理性”，如今一群傲慢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和官僚们不仅在自行妥协，同时也亵渎了自由的基本理念。

对于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其他真正选择，就像对于自由一样。市场经济的缺点和不足总比不执行它要好的多。但是，就像每一次的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威胁“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要尊重人类的自由——创造力的解放——是不可改变的选择。

这样不确定性不会削弱到自由资本主义——相反的，这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来源。它延伸了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和市场的知识体系。按此来说，1989年最大的教训及随后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被完美地预测出的。但是，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和紧张，如今困难的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也比昨日的暴虐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堕落来的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