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50年前，查尔斯·戴高乐将军实际上通过一次合法政变夺取了法国的政权。没错，戴高乐将军是得到了苦苦挣扎的法国议会的邀请，并通过议会选举合法当选。可来自法国军队的压力和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并没有给议会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被众多问题困扰的法兰西共和国政治领袖希望戴高乐能在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同时，保住阿尔及利亚的法属地位。而戴高乐的安排却截然不同：他要的是重新制定宪法，建立新的法国“第五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战争对戴高乐来讲，不过是国家运转不畅的另外一个症状，这样的分析源自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亲身经历，事实证明当时的法国政府无力抵抗希特勒德国的入侵。因此戴高乐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才能避免失败的厄运。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表明了在解放后恢复君主制的愿望。可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而且法国的王室继承人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因此就举行了元首选举：50年前的这个星期通过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就是本着这样一个核心原则。

戴高乐对于第四共和国的鄙视来自于他所谓的“政党制”，在这样的制度下，各党派都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只有国王或者民选君主才能体现国家的利益。有着极强宣传能力的戴高乐说服法国人认为第四共和国是一场灾难，这样的误导从那以后就成了人们普遍认可的理念。

可是戴高乐的政府观契合了许多法国人、特别是公众知识人士的理念。法国人很少迷恋民主。缔造1789年革命思潮的哲学家们渴望的不是民主，而是开明专制，直到现在法国人在选举总统时依然本着这样一种理念。

在法国人看来，民主太过美国化。因此法国人更愿意相信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民主的普遍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左派和右派政府都倾向于在专制似乎“自然而然”的国家支持专制。阿拉伯国家、中国和俄国的专制君主并不让法国人感到震惊。

事实上，没有一届法国政府想要出口民主。正如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所说的那样：在阿拉伯国家强制推行民主意味着你鄙视他们在文化上的差别。

像戴高乐一样，法国总统有着其它任何西方民主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权力。孟德斯鸠有关政府分权的理念在法国不起作用。议会势力很弱，司法受到行政控制，媒体受到监管，宪法也不保障言论自由。

当多数议会议员碰巧站在总统对立面的时候，总统的权力只是偶尔会受到限制：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保守党的雅克·希拉克都碰到过这种情况。他们两个人都不得不一度与敌对的议会“共同生活”。而军事和外交事务——法国法律所认定的总统的“保留领地”——总是受到总统个人的控制。可是当总统和议会由同一个政党控制的时候——也就是尼古拉斯·萨尔科奇目前的状况——这块“保留领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尽管总统权力高度集中，或者因为总统权力高度集中，第五共和国的表现并没有超过更多西方民主政体。法兰西国家预算一直管理混乱，赤字金额可以和意大利相比。许多宏伟的戴高乐经济计划——从协和超音速飞机到民族计算机工业——都相继失败。绝大多数公共行业一直濒临破产，直到竞争和私有化才改变了这种状况。

法国的民选君主们没有多少理由为在他们看来本应高效的国家感到骄傲。唯一例外的也许是军事和外交领域：在戴高乐的示范下，所有法国总统都慷慨地为军事提供财政支持。倾向于“不与盟国结盟”并常被视为傲慢不忠的独立外交团体同样延续了戴高乐主义者的传统。

实际上，在冷战期间的多数时候，戴高乐似乎都希望避免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做出选择。在所有西方国家领导人中，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与东欧共产主义领导人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希拉克大声反对伊拉克战争。今天，萨尔科奇与美国、北约和欧盟的关系更趋于一致，但他这样做是因为想成为世界级领袖。

但在法国以外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第五共和国真正的问题。在法国的带领下，民选君主或开明专制已经被视作美国式分权或议会民主的合法替代品。除巴西和智利以外的多数拉美国家都实行民选君主制，也就是古老的元首传统现代化以后的版本。俄国在鲍里斯·叶利钦领导下经过短暂的民主尝试后，已经退回到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并不开明的君主专制。俄国也进行选举，但这种选举更像一种现代化的装点，而不是民众意愿的真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