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170多年来，一个公认的理论是当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时，就不能再信任市场。由于交易员和金融业者集体希望得到比存量更多的流动资产，导致安全资产跌价而利率暴涨时，还想靠市场来解决问题就太不安全了。

此时，央行必须出手干预，将流动性设定在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使之成为中央计划和管理的价格——而不是任由它根据私有部门的供求而自由涨落。这就是“最后贷款人”学说。

这段时间中超过一半——就算85年吧——还有一个公认的理论，那就是为了防范流动性紧张或通胀泡沫出现，即便在正常情况下也不要信任市场。因此，央行就必须每天制定流动性市场价格。

克努特·维克塞尔的追随者认为，央行必须将市场利率控制在自然利率附近。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追随者却说，不对，央行必须抵消商业中动物情绪消涨的影响来稳定需求总量。相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追随者会说，央行必须让速率调整后的货币储备增长率保持稳定。实际上，这三件事只要做了其中一件，就完成了所有任务，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对同一任务和现实的三种不同的描述。

这样，当社会民主、政府指导和中央计划在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此消彼长时，短期融资却在不断壮大社会民主的力量。首先，央行在流动性紧张时暂时中止了自由市场原则。然后，它们将流动性价格设定为正常时期的管制价。接下来，他们尽量避免与政治领袖接触：变成了独立的专家统治论者，所起的作用类似于金融货币领域的传教士，用神谕一样模棱两可的语言让普通百姓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这种体系存在的理由是它表面看来效果不错——至少比盲目奉行金本位央行制或根本没有央行要强。市场经济中的中央计划孤岛古怪而令人迷惑——很少有人评论它有多么古怪就显得更不正常。有人呼吁制定M2百分之五的增长规则，但却没有人提出规定千瓦小时必须有百分之五的增长。没有联邦汽车委员会像美联储设定联邦基金价格那样来规定车价。

尽管如此，但现在看来，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中央计划似乎还远远不够。因为虽然央行当局管理了流动性定价，但风险的定价仍然完全取决于市场。而我们现在的困境归根结底是拜风险价格所赐。

不是世界经济面临着流动性紧张。实际情况远不是这样：面值一千美元的两年期美国国债现在只能变现998美元——这是自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以来最低的流动性定价。

但国债以外资产的风险回报却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持有私有银行存款凭证的年回报率现在涨到了五个百分点。正是这样的风险回报增长导致全球经济可能陷入深度衰退，并使金融市场由幸灾乐祸旁观者变成了造成全球失业和工厂停产的罪魁。

美联储、美国财政部、欧洲央行、英国银行和其他公共金融监管机构正被迫扩大其监管范围。财政部和美联储正在向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芝加哥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C）以及保险业巨头AIG的资产负债表上追加优先股，希望能为它们设立资本缓冲带、降低他们的借款成本、让他们增加抵押贷款的购买数量。

财政部已经要求政府购买七千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让这些贷款不再计入私有部门的帐上。扩大这些风险资产的需求、减少它们的供给是操纵价格的一种方法。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最终目的是使金融市场的风险及流动性定价能够被政府所控制。

中央银行计划最早即始于此：让市场且只让市场确定流动性价格对投票选举政府的商人和可以推翻政府的工人来说代价过于高昂。现在似乎让市场独立确定风险定价也被认为代价太大，让今天的选民和选举赞助商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