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上个月，旨在实现更自由贸易的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了，表面上看这是由保障措施规则方面的一些细微技术性问题导致的。实际上，谈判的崩溃是因为没有任何一方—不论是欧洲、美国、中国、印度或是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愿意为了给几乎所有各方创造更大的长久利益而承担得罪效益低下的农民和温室里的国内产业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后果。

谈判的破裂还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漠不关心。在几篇措词严厉的社论之后，世人就几乎将这个话题抛诸脑后，各自忙活去了。

这是愚蠢的。建立更为自由的贸易（体制）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世界上几乎所有最大的问题。只用付出极低的成本，我们就能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让最贫穷的人变得更富裕并帮助所有人更好的应对未来的挑战。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明白自由贸易几乎总是双赢的。经济学家David Ricardo在1817年就指出如果英国和葡萄牙都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那么这对双方都会是有利的。葡萄牙可以酿造价廉物美的葡萄酒，而英国纺织布料的成本比酿酒还低。通过卖出布料并买入葡萄酒，英国可以获得足够多的两种商品，而葡萄牙亦然。这一道理现在仍然适用，当每个国家都做好它最擅长的产业，它就会生产出更多的相关商品并用以交换更多的其他所有商品。

然而今天，随着国际贸易谈判停滞不前，保护主义论调日渐抬头，我们正朝着设立更大贸易壁垒的方向前行。这些壁垒的支持者是那些财力雄厚、自私自利的公司和游说集团，而其捍卫者则是那些害怕更自由的贸易所导致的工作、收入和财富的重新分配会危及他们乌纱帽的政客们。

当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在2001年9月11日后旋即展开时，国际间对此充满了期望。但最近《金融时报》/哈里斯民意调查在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结果却显示，认为全球化利大于弊的人数上升了近三倍。

最近，“哥本哈根共识”计划聚集了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来商议如何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为我们这个星球贡献最大的利益。该专家组—包括五名诺贝尔奖得主—认为这个世界能采取的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完成多哈回合的谈判。他们的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澳大利亚经济学家Kym Anderson为“哥本哈根共识”计划所做的一项新的研究之上。

Anderson的研究显示如果发展中国家降低关税的幅度和高收入国家相当，并同时让服务和投资自由化，那么到2015年全球的年收益将会达到1200亿美金，而其中的170亿美金将会流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这是相当可观的一笔收益，当然也是国际社会应该尽力获取的。但我们却往往未能意识到这只是故事的开始。随着各经济体愈渐开放，随着各国各展其长，竞争和创新将会驱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

更多的竞争意味着此前备受庇护的公司必须改革并为生存而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创新。更开放的经济能催生更多的创新贸易形式，以便新兴的公司能够即时地采用来自全球的奇思妙想。一次发明创造就能让所有的经济体获益，而不用在每个封闭的市场上从头开始。

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迈向更自由贸易的优势也与日俱增：2015年时1200亿美金的年收益到本世纪末将会达到数万亿的规模。而这些收益会更多地产生在发展中国家，从而实现对经济增长率的最大推动。

我们在三个不同的十年里见证了三次非常显著的如此推动增长的例子。南韩在1965年实行了贸易自由化，而智利在1974年，印度在1991年也相继实施。上述国家的年经济增长率从那以后都实现了几个百分点的提升。

如果我们将这些收益重新计为年度的分期偿付，那么多哈回合谈判的一个最现实的成果就能够在这个世纪中的每一年为全球增加超过3万亿美元的收入。而每年流向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数额近2.5万亿，即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每年会得到500美金。对于那些现在的日收入不足2美金的人而言，这几乎是他们年收入的一半了。

当然，这也是有成本的。尽管更多的产业会扩张，但更自由的贸易将迫使某些产业缩减规模或是被淘汰。对于某些人们和团体而言，这种转型将是艰难的。但成功的多哈回合谈判所带来的总体收益完全可能比这些成本高出百千倍。

将对于自由贸易的全球性怀疑主义与阻止全球变暖的昂贵而低效的方法的支持进行比较是非常有趣的。许多人认为，即便某些行动对未来几十年毫无益处，我们还是应该采取，因为它会有助于在本世纪末前减低全球变暖的影响。

但自由贸易同样是远功大于近利。另外，如果我们能够阻止全球变暖（其实做不到），其对未来世代的利益也只会是更自由的贸易（我们完全能够实现）所能带来的十分之一或更少。然而即便如此，也甚少有名流活动家呼吁政客们让多哈回合善始善终。

对自由贸易的全球性恐惧让世界处在错过可能获得的巨大收益的风险中。自由贸易不仅仅有利于大公司或就业增长。它根本就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