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一直在危机期间面对着欧洲重组所带来的挑战。因此，法国不仅扮演了建设欧洲团结的催化剂，也协助创造了欧洲战后年代标志性的繁荣——这样的繁荣目前正处在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中。如果我们希望看到当前的危机过去之后欧洲更为强大，那么我们就再一次需要法国远见卓识的引领。

当罗伯特·舒曼和康拉德·阿登纳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时候，决定性的法国领导开始实现欧洲统一的第一个历史时刻来临了。通过让当时的西德植根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框架，这样的步骤启动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和重生。

法国第二次巩固欧洲的内部架构是在1983年，当时人们正热烈讨论在德国部署美国巡航和潘兴导弹防御苏联SS20导弹的事情。法国下定决心与德国站在一起防止了德国滑向危险的中立境地，如果德国真这么做，将会动摇欧洲共同体的核心。

第三个历史时刻出现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恐惧扩张的德国可能威胁到欧洲的稳定。尽管开始时试图延缓德国的统一进程，但法国最终还是接受了德国的统一，条件是德国重申支持欧洲团结和法德两国在欧共体领导地位的态度。结果，德国通过承诺加入欧洲共同货币欧元更为明确地将自己和“更密切联盟”的理念联系在一起。

现在迫切需要将激活法德关系的那种洞察力推广到中东欧所有国家当中。只有在整个地区实现欧洲同一性，让不断发展的俄德关系融入到欧洲的整体背景，欧盟才能继续拥有稳定和繁荣。只有在全欧洲加强开放贸易以及金融关系，我们才有希望战胜今天的危机。这是因为让中东欧国家自生自灭，或者让德俄两国在危机期间相互仇视不符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利益，对欧盟整体而言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一样，俄国与其临近国家关系的性质正在成为塑造该国国际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些关系不仅向区域各国、而且也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力量。

部分问题在于“国际主义”本身。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欧盟拥有联系紧密的多边机构网络，国家通过这样的网络制定并推行大部分外交政策——俄国并不习惯于合作性极强的国际流程。

但是欧洲国家的刻意疏远只不过进一步增强了许多俄国人的孤独感，促使他们在界定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与欧洲国家相调和。这样做还增强了俄罗斯建设双边特殊俄德关系的愿望，这种特殊关系丝毫不考虑欧盟国家的全局状况。

过去60年的欧洲历史表明，迎接民族和解与稳定挑战最有希望的方法不是关注具体的意外事件，而是制定并执行鼓励有序变化的政策。一种普遍的看法总能为上述过程注入生机：不能允许邻国之间的仇恨肆意发展，法治不仅要在国内、同样也要在国与国之间发挥主导作用。

相信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能够实现这一愿望并非痴心妄想，而是基于法德推动友好关系的成功经历。事实上，合作框架的存在与否往往决定着纠纷是否会演化成一场危机。这样的合作框架试图调和民族独立和地区依赖，让政治领袖关注本国民众的福祉而不是力图谋求单方面的优势，贫穷和动荡将是这种单方面优势最终的必然结果。

欧洲团结的首要一课是欧洲大陆必须在危机时期密切合作，而不是被保护主义、竞相贬值和驱逐移民搞得四分五裂。同样，不能允许欧元成为一块铁幕，致使没有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成为投资者不敢涉足的高风险地区。

欧洲可以接纳我们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对乌克兰给予帮助。再加上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乌克兰将在欧洲贸易开始复苏的时候从中获得好处。欧洲还可以考虑使用各式稳定基金帮助我们的经济度过这场共同的危机。

我提出上述建议并非只是为了狭隘的国家利益。就像美联储与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南韩以及其他国家进行信贷和货币兑换来满足他们对美元的需求一样，欧洲央行也必须为欧洲的非欧元国家提供这样的兑换选择，以确保贸易和生产程序能够继续下去。

是的，在目前这样的黑暗时刻，所有政治家都希望保护本国投票者。但欧洲最伟大的战后领袖理解时刻不能忘记，欧洲的整体利益是实现上述目标的最佳方法。就像以前曾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现在——当我们所有的国家全部陷入危难——正是需要法国挺身而出、果断领导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