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的爆发抗议是法国痼疾的标志。最近发生的两次事件¾¾去年秋天发生在法国城市的暴乱与纵火，以及今年初对管理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者的新法律进行抗议的成功的学生运动¾¾这两者乍看上去好像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青年、失业、对未来的迷茫，以及造成全国性痼疾泛滥的令人窒息的国家温情主义，却像线索一样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仅以就业安全这一诱人的前景为例。法国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它们唯一熟悉的方式¾¾那就是不断地加强管理。结果不出所料，令解雇现有员工变得困难重重的规定使得雇主们不敢轻易尝试雇佣新人。于是，在现有就业员工享受慷慨保障的同时，也为尚在就业体系之外的成百上千万人设置了不可逾越的就业障碍。

其结果是，近10年来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0%，而且已经有20年在8%以上徘徊。更有甚者，尽管总体失业率一直在一个令人震惊的基数上保持稳定，但是在16到24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当中，失业率已经从1990年的15.3%跃升至2005年的21.4%。

法国充满仁爱的政治温情主义给青年人造成的损害还远远不限于劳动力市场。从统计数据上看，通过高税收和国家调剂实现的财富再分配体现了共和党平等与社会团结（友善）的美好理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从1970到2000这三十年来，与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其他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法国的税前收入差距还略有下降，或者至少也基本持平。

但总体稳定后面所掩盖的是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老龄群体倾斜。过去10年来，接近退休年龄的人（51到65）看到自己在总体收入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提高了百分之三，而年轻人，特别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在总体收入增长中所占的份额却下降了百分之五。到1995年，青年成人中相对贫困的比率大幅增长，而在老年群体中这一趋势却恰恰相反。1970年，四分之一的养老金领取者生活贫困，而今天，养老金领取人口的贫困比率却只有4%。

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失业，预防贫困的最好办法则是领取工资，而工资的作用即便是法国慷慨的福利支付也不足以替代。不仅如此，支持福利支付所需的高额工资税和高额最低工资保障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两大就业障碍，这两项规定使非熟练工种领取的报酬甚至超过了其自身的潜在生产力。相对优厚的失业救济和工作后高额的税收前景只能降低人们接受低薪工作的积极性。其结果是，有40%的救济发放给了那些虽然贫困但却身强力壮的盛年劳力。

历届政府的改革努力令法国痼疾的严重程度暴露无遗，那就是以局部利益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准¾¾这样从总体局面上看或者作用相反，或者干脆彻底失败。例如提高最低工资就抵消了旨在鼓励年轻人就业的所得税减免和工资税降低。一个没有说出口的前提就是不能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即便是短期的影响也不能容许。

合理的解决方案是一视同仁地降低所有就业群体所享受的就业保障。但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法国政府有力量压制对抗削减福利的势力¾¾违法活动得不到惩治成了家常便饭。

摆脱现有困境的唯一方法也许就是采取传统的法国革命路线。按照这种看法，也许由于财政领域的缺陷，也就是靠赤字支持的救济、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劳务市场就业率低迷的状况无法永远继续下去，由此得出结论：即制度是无法改革的，只有在其彻底崩溃后才有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变化。归根结底，无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它直接的导火线都是公共财政危机。

高失业，特别是年轻人高失业所造成的社会压力可能会迫使人们在财政彻底垮塌之前就做出决定性的变化。但进化的过程总比革命的剧变更容易接受，而且尽管真正的渐进性改革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改革的前景也并非毫无希望。

位于巴黎市中心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院之一“巴黎政治学院”不久前令人称道的做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座高等学院表面看来竞争性的招生体制实际上被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所垄断，拥有特权的学生占到了1998年入学新生总数的81%（而牛津和剑桥来自收费私立学校的学生比例大约为60%）。巴黎政治学院的院长理查·戴斯库安（Richard Descoings）实行向贫困学生倾斜的入学政策，来自移民聚居区和乡村地区的学生可以在入学时享受优惠，而有钱的学生则必须缴纳更高的学费。

戴斯库安的这一举措引来了强劲的反抗。但如果再重要的理由都要屈服于变革的紧迫性，那么就会失去所有的改革动力。从法国的整体利益考虑，不下猛药的长期代价最终将大大超过改革目前国内不可持续而且有损向上精神的福利国家所带来的短期痛苦。

如果能让法国的年轻人看到这个世界不仅通过平等主义和无条件的重新分配、而且通过辛勤劳动和文明举止来体现公平，他们就能够重拾信任与希望。只有当所有人都坚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基本法则，我们的生活才能越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