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卡尔——本月，非洲法语国家将纪念独立五十周年，纪念它们与法国保持的关系。但真有什么值得庆祝吗？

即使在法国总统查尔斯·戴高乐1958年就职前，他就已经预见到革命民族主义浪潮将很快席卷亚非拉和中东。身为法国总统的他试图回避这股浪潮，向法国非洲殖民地的领袖们提议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独立之梦。

要想接受法国的建议，这些领导人必须同意允许法国在本国领土上驻军、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稳定地向法国供应原材料、承担法国在殖民时期的所有债务、使用西非法郎作为其共同货币、并赋予法国财政部对其地区央行决策的否决权等。戴高乐的目的基本达到，于是非洲殖民地获准成为独立的国家。

非洲法语国家自此之后一直在为独立付出代价。法国军队一再干预乍得、加蓬、扎伊尔、中非共和国、多哥和科特迪瓦的内部事务，支持并保护自大、腐败、专制、无能的领导人，推翻不听指挥的领袖，或者平息内乱。在卢旺达，人们并没有忘记法国在默许1994年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

货币市场领域，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各成员国废除了在法统期将他们合为一体的联邦制，转而设立了贸易壁垒。由西非国家央行和中非国家银行等两大区域性央行发行的西非法郎不能相互兑换。结果是区域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受到了抑制。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统治加剧了之后的经济困难，密特朗的总理皮埃尔·戈瓦奉行强势法郎政策——这一政策最终导致西非法郎于1994年贬值100%。而始于2002年并于不久前刚刚结束的欧元对美元升值则意味着西非法郎在从法国法郎转而钉住欧元时重演了1994年的悲剧。由于主要出口以美元计价而主要进口则以欧元计价，这种长期的结构性赤字几乎为西非法郎区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不久可能又要发生第二次货币贬值。

更令人震惊的是法国保证西非法郎与硬通货自由兑换，但最初的条件是所有15个法郎区国家向法国财政部100%上缴本国的外汇储备。这一比例后来降低到65%和2005年的50%，但法国仍然从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中直接扣除一定的比例。

此外，1962年非法合约中规定20%的强制外汇支付现在已经飙升至110%。 而1993年开始实行的外汇管制通过限制资本只能流向法国，从而确保只有法国才能从上述资本外流中获益。 随之而来的巨额资本外逃致使西非地区经济严重失血，损害了非洲法语国家的竞争力。

这真的是一种耻辱，因为非洲其他地区的经济状况近年来一直持续改善——这种改善多数集中在东南非洲，那里的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大大提高了经济一体化程度。

但遗憾的是，西非地区的区域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却没有这么高的效率。 在建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同时，法郎区国家还为遏制英、美以及尼日利亚的影响，成立了西非经货联盟和西非经货共同体等两大区域性组织。绝大多数西非国家因此错过了非洲目前的经济复苏，而欧元区长期经济停滞的前景肯定对西非的发展非常不利。

如果忽视非洲“解放者”50年前的心理状态，那么人们或许很难相信法国和前非洲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塞内加尔的首位总统列奥波尔多·赛达尔·桑戈尔坚定地信奉白人至上，他曾经写道“白人的代名词是理智，而黑人的代名词是感情。” 第一位加蓬总统莱昂·姆巴对法国的感情如此深厚，以致于他把个人财产遗赠给法国，用于在巴黎修建医院。

同样，科特迪瓦创始人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发明了“法非关系”这一术语，强调法国对其前殖民地国家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乌弗埃·博瓦尼对法国非洲政策的支持促使他与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默许自己的国家成为比拉夫分裂主义者的过境运输线路。

上述领导人永远不可能质疑法国的强制命令，他们的继承人也同样如此。在法国的要求下乍得释放了遭到指控的法国儿童绑架犯。在马里，几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当地基地组织成员——为交换一名法国人质而最终获释。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曾经指责西非法郎为殖民遗迹——但当时他还是一名反对派领袖。现在他认为西非法郎是全世界最好的货币。

这样的经济和心理状态造成在独立50年后，法非关系的真正解放仍然像梦想一般遥不可及。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庆祝，那恐怕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新兴国家转移，而在全球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榜样和青年正准备着担负起领导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