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从荷兰到阿根廷、从喀麦隆到日本，旗帜已经开始飘扬。 战鼓很快就将擂起，号角也将吹响。 各种颜色会铺陈开来，战斗的呐喊将在耳边回响。 又到了这个世界杯即将拉开战幕的特殊时刻 。

1974年世界杯决赛曾小负德国队的已故荷兰足球队教练里纳斯·米歇尔斯绰号“将军”，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足球就是战争。” 当荷兰1988年得报一箭之仇，击败德国队成为欧洲杯冠军时，上街跳舞欢庆的荷兰人比1945年真正的战争结束日还要多。

1969年有一次，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的足球赛真的引发了被称为“足球战争”的军事冲突。 当时两国间的局势已经是一触即发。 但随后洪都拉斯队的球迷遭到袭击，更严重的是，洪都拉斯的国歌遭到侮辱，蓝白相间的国旗也遭到亵渎。

当然，足球战争非常罕见（事实上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例子），但顾拜旦男爵提出的现代奥运会总能激发热情和友爱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杜撰。 比如英国足球流氓的暴力行为就反映出对战争的某种奇特的怀旧。 和平年代的生活非常枯燥，大英帝国的荣耀也已经一去不返。 足球可以让人体验到战斗的刺激，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几处骨折。

即使足球并未引发真实的流血事件，它也能激起人们强烈而原始的部族情感，让人联想到脸上涂满油彩的战士上窜下跳地跳起战舞，并像猩猩一样大声呼喊。 这项运动的本质有利于激发这种情绪： 足球运动的本质一是速度，二是集体侵略性。

网球不会激起举国上下的疯狂情绪。 除像1938年绰号“布朗轰炸机”的乔·路易斯击败纳粹最推崇的马克斯·施梅林这样的特殊案例外，就连拳击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归根结底这些战斗都是两个人之间的较量，而不牵涉到两个部族。

阿瑟·柯斯勒准确地指出存在民族主义和足球民族主义，而人们更能真切地感受到后者。 柯斯勒本人是生于布达佩斯的骄傲的英国人，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位匈牙利足球民族主义者。

即使只具备象征意义，但足球可以洗清过去的耻辱和伤害，并让传统的仇敌屈服。 既不擅长足球也没有背负沉重历史仇恨的美国人也许很难理解荷兰人在1988年击败德国人、或朝鲜人击败日本人时的那种喜悦。

也许这种体育民族主义的最好例子不是某场足球赛，而是1969年举行的世界冰球决赛，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一年后击败了苏联队。 捷克球员用冰球棒像枪一样指着苏联人，他们的胜利在捷克国内也引发了一场反苏暴动。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顾拜旦曾抱有何种希望，世界主义和跨文化的兄弟情谊都不像原始的部族情绪那样唾手可得。 这里的部族可以是一家俱乐部、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足球俱乐部经常涉及种族或宗教因素： 伦敦的托特纳姆热刺具有“犹太”血统，而阿森纳则属“爱尔兰人”所有。 类似标志的遗迹迄今仍清晰可辨： 阿姆斯特丹的阿贾克斯队仍然被国内的对手耻笑为“犹太俱乐部”。 而决定格拉斯哥俱乐部凯尔特人队和流浪者队分野的也依然是宗教信仰，凯尔特人队主要由天主教球迷组成而流浪者队则大多来自新教。

但共同的种族或宗教信仰并非必不可少。 捧起1998年世界杯的法国足球英雄涵盖了非洲和阿拉伯血统，他们也为此感到骄傲。 多数成功的现代足球俱乐部就像贝纳通广告般纷繁复杂，它们的教练和球员来自世界各地，但这似乎不能对当地支持者的热情产生丝毫影响。 在某些国家，足球是将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比如伊朗的什叶派和逊尼派，还有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徒。

当然，多数头脑健全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与顾拜旦类似的想法。 如果完全任其发展，部族情绪既危险又令人尴尬。 二次大战后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表达民族主义情绪几乎演变成欧洲的一种禁忌（尤其是在德国）。 我们都成了友善的欧洲人，而民族主义只属于种族主义者。 但柯斯勒说得对，对待这样的情感不能只是简单的压制。 必需为它们寻找某种出口，而足球正好提供了这样通路。

于是足球场成了一块可以放松部族疯狂甚至是种族对立禁忌的保留地，但也只能放松到一定程度： 当把阿贾克斯支持者污为烂犹太人的辱骂声降格为真实的暴力，有时还伴随着气体外泄般的嘘声汹涌而来，这座城市的政府决定干涉。有几次不得不在没有对立球迷入场的情况下完成比赛。

并不是所有的足球比赛都充斥着负面感情和暴力行动。 今年举行的世界杯赛很可能会成为和平与友谊的节日。 因为德国队的获胜而耿耿于怀的人已经很少。

但体育运动能释放原始情感的事实并不是谴责它的理由。 因为这样的情绪不可能消弭于无形，因此最好给它们提供一个仪式化的发泄出口，就像宗教或斗牛之于对死亡、暴力和腐烂的恐惧所达到的效果。 尽管某些足球比赛曾经激起暴力，甚至有一次引发了战争，但它们可能已经通过转移注意力，抑制了我们更加野蛮的冲动。

因此让比赛开始吧，并预祝最好的球队获胜。 这只球队当然是荷兰，因为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