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切关注达尔富尔动态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在苏丹总统奥马尔·哈桑·巴希尔领导下的政治军事领导人要对该国军队在议会和民兵的帮助下，日复一日在该地区针对苏丹民众犯下的大规模严重罪行承担集体责任。这些民众唯一的过错是从属于三个苏丹部落（即富尔人、马萨利特人和扎加瓦人），这三个部落几年前产生了拿起武器对抗政府的叛乱分子。

因此，任何一次行动，只要其目的是让苏丹领导人为其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就都应该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莫雷诺·奥坎波申请逮捕巴希尔的决定却由于三个原因令人备感迷惑。

首先，如果莫雷诺·奥坎波真的希望逮捕巴希尔，他完全可以秘密提出申请，要求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签发秘密逮捕令，只有当巴希尔出国旅行时才予以公开。国际刑事法院对达尔富尔罪行的司法管辖权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一项有约束力的决策得以确立的，这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也必须执行法院的授权和命令。在公开申请逮捕令的情况下，巴希尔——假定法官们支持逮捕令——可以干脆以避免出国的方式来逃避被捕。

其次，莫雷诺·奥坎波令人费解地决定只起诉苏丹总统，而放过与总统一道策划、命令和组织达尔富尔大规模罪行的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果希特勒在1945年10月的时候仍然活着，那么在纽伦堡实际接受审判的那21位被告也不会希特勒的在世而逍遥法外。

最后，人们无法理解莫雷诺·奥坎波为什么把目标设定得如此远大，指控巴希尔犯下了种族灭绝这种“罪行中的罪行”，而不是提出更为妥当、也更便于起诉的指控，比如战争罪（轰炸平民）和反人道主义罪（灭绝、强制人口迁移、大规模谋杀、强奸等等）。没错，种族灭绝已经成为一个充满魔力的字眼，有人认为提到它，就能够唤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怒火，让联合国的干预变得顺理成章。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不仅如此，证明种族灭绝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具体地讲，那就是被害者必须构成一个人种、种族、宗教或者民族集团，而施暴者则必须以“种族灭绝”为目的，也就是具备全部或部分摧毁该集团的意愿。比如，某人杀死10名库尔德人不是因为他们令人憎恶，而是因为他们是库尔德人，他杀死这10个人的目的是要摧毁库尔德这个种族。

在达尔富尔一案中，按照莫雷诺·奥坎波的说法，这三个部落中的任何一个都能构成一个种族集团，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说着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信奉同一种宗教（伊斯兰教），皮肤也都是同一种颜色，但因为每个部落也讲一种方言，居住在一个特定区域，因此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种族集团。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很多欧洲地区的居民——比如西西里人，除讲官方语言之外，还讲一种方言，居住在一个特定区域——也应该被当作独特的“种族集团”加以对待。

不仅如此，莫雷诺·奥坎波是根据一系列在他看来明显表露出种族灭绝意愿的事实和行为推断出巴希尔具有种族灭绝的企图。但是，根据国际判例法，只有当基于现有证据只能做出唯一一种合理推断的时候，才能够据此推断出被告所处的精神状态。在达尔富尔案件中，从现有证据做出人道主义犯罪（灭绝等）的推断似乎更为合理，而无法做出意在全部或部分消灭种族集团的推断。

即便国际刑事法院签发这份逮捕令，它能够产生司法外效果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种司法外效果就是让被告在政治和道德领域失去合法性。在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拉多万·卡拉季奇一案中，国际刑事法院就曾经取得过这样的成绩，虽然卡拉季奇从未被正式逮捕，但1995年对他的控诉在令他失去权力的同时，也让他退出了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