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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债务魔咒:了犹未了

普林斯顿——一切经济放缓总会加剧债务负担,不论对家庭还是国家而言都是如此。现如今,它们都在想方设法减轻债务,有些人甚至想逃避债务。

一些沮丧和愤怒的国家,尤其是南欧国家,经常把2001年公然蔑视国际社会的阿根廷当成榜样。当年,阿根廷依靠半是强迫、半是协商的手段,从20世纪90年代堆积起来的债务大山下脱身,实际上强行剥夺了外国债主的权益,而后者则被视作危险和邪恶的化身。

在90年代,为了增强举债的信誉,阿根廷用本币盯住美元的办法自缚手脚。结果这个战略成功地过了头:巨量信贷循味而来,流入阿根廷经济,引发通胀式繁荣,削弱了出口竞争力。到了2001年,本币贬值(脱掉货币紧身衣)和部分违约的前景变得不可避免。违约之后,又搞了名义上自愿的重组,让债权人承担了一定损失。

迄今为止,阿根廷模式看上去还算成功——阿根廷经济从2001年起稳步增长。也正因此,阿根廷模式对南欧债务国极具吸引力。

但最近,在一起对冲基金债权人诉阿根廷的案子中,纽约一法庭判阿根廷败诉,这一裁决令其主权违约和国家破产的可能性激增。因为一旦法庭裁决支持了不妥协的债权人,而债权人的抗辩权利又得到其他司法行动的承认,那么“自愿”重组的一切努力就会付诸东流。越来越多的债主会群起抵制债务减记,转而用尽一切手段控制阿根廷的资产,抓住多少算多少。

对阿根廷而言,这已成了眼前的现实。纽约一案中胜诉的债权人之一Elliott Capital已在加纳成功扣留了阿根廷海军的一艘教学舰——三桅帆船ARA Libertad。如果纽约裁决引发阿根廷其他债务的连锁违约,实际上将中止该国的外贸,导致国内多重商品短缺和通胀的进一步攀升。简言之,就像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举债模式一样,21世纪头十年里搞的阿根廷减债模式已经完全破产。

两大基本事实造成了全球经济无解的两难处境,也把诸如阿根廷和希腊的一些国家变成一种“不可能的逻辑”的受害者。第一,债务持续增加;第二,不存在摆脱债务的好方法。

过去20年间,金融业的爆发式成长造成了规模空前的债务积累。但缺乏一些积极的突进——例如GDP激增——使得至少一些债务人无力还债。

真正的债务违约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对债务人和债权人来说,违约的风险和成本是巨大的。债务人将被逐出国际市场,无从购买基本的进口商品,而大规模违约的拖累则可能导致债权人破产。

结果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博弈——最近的例子就是希腊自愿重组的传说——双方都看到了前面的深渊,然后回过头来不再对抗到底,以避免双双沉没的结局。

20世纪80年代拉美就经历过这种两难局面,当时它的债务算术已经难以为继。在危机伊始,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在拉美债务上的风险敞口达到200%,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坦率地承认债务不可持续性几乎一定会搞垮全球金融体系。

为了避免赤裸裸的违约,拉美的主要债务国多数接受了异常痛苦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例外是秘鲁,该国于1985年违约,沦为国际弃儿。在主要债务国当中,只有巴西曾于1987年正式出现过短暂违约情况。正如时任巴西总统若泽·萨尔内(José Sarney)后来所承认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摧毁国际体系。我们能抓伤它,但最终是它能摧毁我们。”

但它并没有这么做。20世纪80年代,各国银行继续出钱,好让自己从危机中脱身。管理现代债务危机总是绕不开一种超越常轨的逻辑——在出现“坏”账之后继续往里砸“好”钱,希望借此掩盖债务难以为继的事实。在欧元危机中,同样的逻辑也在起作用,公共部门的现金接手了私人部门的坏账。

无法去除的债务这个现象反映了当代生活其他棘手的方面。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其他类型的负担,尤其是无法删除的信息积累。电子邮件、社交网站和微博账户都留下持久的纪录,即使时过境迁,也将伴随用户。过去的遗产不断浮出水面,给当前的行动设限。

就像国家也许想要勾销债务从头开始一样,个人也可能生出过断然擦除电子痕迹让自己解放一下的念头。但这样做会把有用信息连同干扰信息和无关信息一起毁灭。如果干干净净重新开始是做不到的,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新信息的洪水淹没旧信息,将后者稀释到无足轻重。

引申到债务谈判领域,将一切债务一笔勾销从头再来也是做不到的。既然如此,只有一条出路:源源不断地提出新诉求,让旧债相形见绌。既然你不能忘掉过去,就注定只能稀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