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卢兹——

历史总是要给吃苦不记苦的人以惩罚，在这一点上，金融史简直是虐待狂——就算你学会曲突徙薪，也逃不过再次焦头烂额的命运。一次又一次，人们从危机中改善监管机制，但每次都在下一次危机来临时显得不堪一击。最近的危机也不会例外，当然下一次也不可能。

战后金融监管体系建立在人们所总结的20世纪30年代的三点教训上。首先，我们认为银行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储户恐慌，而不是储户恐慌主要是因为银行处于倒闭的危险中。

正如人们认为在狮子面前逃跑无异于勾引它来吃掉你，认为银行倒闭是因为储户恐慌也不无道理。但这点道理远没有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因此建议普通储户保持淡定显得很不靠谱，就像建议野生动物园的普通游客看到狮子不要逃跑一样。事实上，许多恐慌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银行倒闭也是因为管理不善和非法行为，与今日别无二致。

其次，我们认为容易恐慌的储户都是小储户——家庭以及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或者专业投资者。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而且这个论点从来不曾有过坚实的让人信服的理由。

如果大公司（以及其他银行）觉得他们的存款可以随时随地提取，而且可以一次性提光，那么当他们怀疑银行可能倒闭时，就没有理由不像小储户那样夺路而逃。如果银行倒闭总是反映了真实的深层次问题，那么只要出现那么点恐惧的苗头，专业投资者马上就会逃之夭夭。

银行间借贷规模以及大公司存款数额在危机因素逐渐积累的年代里都会剧增。这点在为回购市场中尤为明显。回购市场为专业投资者——银行和大公司提供服务，正如普通银行存款服务于个人和小企业储户。

在因危机而采取金融改革之前，监管机制只适用于传统吸储银行，而“影子”银行体系一直逍遥法外。事实上，要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教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监管机制就会大不相同，影子银行也会增长得如此迅速的。但是，雷曼破产导致影子系统倒闭与专业投资者参与银行挤兑之间并无区别。雷曼的例子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回，在我们意识到银行是信不过的之前，银行相互之间就已经不再信任了。

第三，我们认为只要我们对金融体系（推而广之，对经济体系）仍抱有信心，那么金融体系自身就能生存并繁荣。于是，当出现信心受到威胁的迹象时，决策者的警报就拉响了（正如上世纪末网络泡沫破灭时的情况）。网络泡沫并非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威胁，只不过是对总需求的威胁而已。但是，很少有人敢于在信心重新恢复之后提出质疑，于是，在科技股的废墟上，房地产泡沫一天一天壮大起来。

对信心有益的东西会对银行体系造成隐患，这一新奇观点很难令人相信。我们得到的教训是振信心的措施避免了在2000年就发生金融危机。然而，我们的错误正在此处。

我们怎么会相信可以通过相互倒卖价格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达到共同富裕呢？我们群体性地丧失了理性，但这一点缺乏解释。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某种形式的群体非理性比其他形式难以克服。

神经科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为什么我们不怕自己给自己挠痒？痒的感觉来自皮肤的某个区域感受到未预期到的刺激。当我们给自己挠痒的时候，大脑对手指造成的刺激（这个过程发生在小脑里）已早有准备，于是这些刺激就无法造成痒感了。

但是，你可以通过某种中介物给自己挠痒。此时，中介物将你手指的动作转换为对皮肤的刺激，这一过程小脑并未参与其中。尽管大脑能够意识到来自你自己而且并非“真的”是未预期到的，但小脑是不知道的，于是痒感就产生了。

自己给自己挠痒注定是徒劳的，就像自己给自己写支票不能让你更加有钱一样。当然，把自己的房子以市场价格的两倍卖给自己也无法令你致富。叫个朋友过来相互写支票、相互卖房子，也不会有不同的效果。

近些年来，我们设法绕过了大脑中告诉我们不能通过挠痒致富的部分。也许人民大众无时不知他们卖房子所获之利必须是某个其他人的支出。大概只有研究历史危机教训的经济学家才相信没人会损失的鬼话。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大多从20世纪30年代吸取教训，他们似乎认为提振信心与炮制提振信心的理由之间是有区别的。最近对欧洲银行的“压力测试”与其说是在寻找系统弱点究竟在何处，不如说是存心在制造信心。比如，该测试根本就没有考虑希腊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

这就好比是在盗贼身上测试你家灭火器的质量。压力测试结果喜人，但只有那些认真汲取20世纪30年代教训而且对此念念不忘的人才会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