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和土耳其的爆炸事件再一次把这样一个陈腐观念推到了人们的面前：那就是独裁政权能比民主制度更好地应对恐怖，而这些袭击是我们为自由付出的惨重代价。对有些人来讲，付出这种代价还算值得，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样的代价似乎就有些太高了。

但认真研究一下从前的记录，就会发现民主国家比独裁政权拥有对抗恐怖的更为有效的武器。实际上，民主国家放弃道德、未能抵御住独裁诱惑之时，他们的力量才会削弱。

当然，片面地来看，呼吁限制自由背后的逻辑非常诱人：极端分子利用自由来从事犯罪，因此防止对自由权利的滥用需要缩减自由的范围。但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假定与生活在独裁政权中的人们相比，开放社会的公民更纵容恐怖活动，也更容易遭受恐怖分子的袭击。只需要看一看今天的俄国，或者回忆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就知道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可笑。

的确，民主和法治提供不了绝对的安全保障。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保障也只能在海市蜃楼中才能找到，而在对抗恐怖主义时尊重基本自由和既定程序却是孤立极端分子和削弱他们在同道心目中合法性的有力的武器。正因为英国是个尊重法治的民主国家，它才能够把国内多数的穆斯林人口动员起来，共同对抗恐怖主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独裁政权对民众的压制以及他们把民众和凶手混为一谈的策略使得政府在很大一部分民众中毫无信誉可言，也为极端分子提供了肥沃的招募土壤。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伊斯兰政治混为一谈，将抵制暴力和使用暴力者同等对待只会有利于极端分子开展工作，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装扮成正义事业的支持者，尽管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真实目标。

俄国为独裁暴力和轻忽法治政策的不堪一击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普京总统在车臣实行了焦土政策，将很多车臣民族主义者直接赶进了极端分子的怀抱。针对俄国的恐怖主义袭击既没有停止、也没有减少。实际上，人们时常回忆起2004年9月发生在别斯兰的恐怖事件，在那次恶梦中，一次针对学校的恐怖袭击就夺去了330多人的生命。

伊拉克的局势同样可以证明非法暴力在遏制恐怖活动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布什政府现在似乎开始明白这一点。如果认为成千上万平民百姓的死亡、再加上强制监禁和折磨没有为伊拉克境内大肆蔓延的恐怖活动推波助澜，无疑将犯下致命的错误。毕竟，曾经深受其害的人会为恐怖分子招兵买马提供最有力的宣传。

不仅如此，单就对抗恐怖主义而言，民主制度无论从政治还是实际操作角度都更为有效，尤其在情报搜集领域更是如此。独裁国家的情报力量要么高度集权，要么就可能成为权力自治中心。而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他们都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也不对人民负责。导致的结果是时间一长，他们就失去了用批判的眼光评估自身行动和错误的能力。

民主环境中的情报部门通常都设立了监督机制，防止权力被人滥用，并通过对未能完成任务的高官进行惩戒来确保行动的有效性。在美国，由强大的两党参议院委员会直接监督情报部门的工作。参议院在有关情报部门，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未能阻止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的报告之中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组建议，旨在提高情报部门的效率。

欧洲对恐怖主义的回应所需的首要也是核心的因素是加强自身的情报力量，以便在尊重基本权利和既定程序的同时，能够发现和解除恐怖分子的武装。这还需要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它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更有效的合作。

与此同时，通过法治途径对抗恐怖主义必须成为欧洲与第三方，特别是地中海各国、或巴基斯坦合作的基石，以此来营造一种有利于民主的安全文化。而深化民主又意味着允许全体公民，包括非暴力伊斯兰团体的充分参与。必须坚决捍卫公众言论及和平集会的权利，这既是为了那些自觉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团体，也是为了那些对巴勒斯坦、车臣和伊拉克民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义愤填膺的全体民众和大多数欧洲公民。

此外还有同等重要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对抗基于种族身份的极端主义要求把所有居住在欧洲大陆的人团结在一起。对恐怖主义的回应应当是再次强调法治而不是强力镇压，强调把多样化作为欧洲城市，特别是伦敦、巴黎和越来越多的其它城市的突出特色。

我们不能¾实际上也不该¾在我们社会的内部和周围竖起围墙，向恐怖主义低头。对于狭隘极端主义的最佳回应是创造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赋予所有在其境内生活的居民完整的公民待遇。欧洲将多元化变成了其固有的特征载入宪法，这也是它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原因。保护上述精髓是纪念恐怖活动牺牲者的最佳途径，无论曾经的受害者来自伦敦、沙母沙伊赫、马德里、卡萨布兰卡还是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