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的奥地利大选中，两个极右翼政党即奥地利自由党和奥地利未来运动赢得29%的选票，这是它们在2006年选举中获得总票数的两倍。这两个党派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以及欧盟抱有相同的态度，也就是恐惧和仇视。由于两党领导人斯特拉赫和海德尔相互蔑视，因此，极右翼联合政府组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奥地利是希特勒的故乡，犹太人曾经被迫用牙刷清洗维也纳的街道，随后遭到驱逐和杀戮。因此，这一选举结果令人担忧。然而，担忧程度有多大呢？

    这29%的得票率要超过欧洲其他国家民粹主义极右翼政党在其好年景中所获票数15%。自由党领导人斯特拉赫想要让政府建立一个新部门来管理遣返移民。穆斯林遭到公开的贬低。海德尔曾经称赞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就业措施。新的右翼人物将会不可避免地带回纳粹突击队和种族法律的记忆。

    但是，把奥地利右翼的崛起看成是纳粹主义的复苏是错误的。两党没有一个主张暴力，即便它们的某些严辞或许会引发联想。极右翼的选民们也许是受到担忧和仇恨、而非意识形态的鼓动而投票。许多欧洲国家都感受到了这些担忧和仇恨，包括荷兰以及丹麦等没有纳粹传统的国家。

    在丹麦，极右翼的丹麦人民党拥有25个议会席位，是丹麦的第三大政党。荷兰的民粹主义者如威尔德斯受到所谓“伊斯兰化”偏执恐惧的驱使，给传统政治精英、也就是自由党、社民党和基民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这就是问题所在。欧洲国家极右翼选民最大的仇恨就是针对政治精英们。在许多人眼里，这些政治精英在舒服的联合政府中执政时间过长，而这些政府看起来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

    在奥地利，甚至连自由党都承认社民党和基民党政府无休止地轮流执政，已经堵塞了政治体系动脉。小党派难以穿透政治特权的堡垒。荷兰也是一样。几十年来，荷兰一直都是相同的中间道路党派执政。领导人都是好心好意而又家长式作风。直到最近，人们很少质疑这些领导人有关“多元文化”、“宽容”以及“欧洲”的观点。

    战后，欧洲民主国家只是在足球赛中容忍中表达民族主义，而非公共场合。对于欧洲联合持怀疑态度被指责为顽固，甚至是种族主义。欧洲国家政府习惯于指责欧盟机构官僚要对不受欢迎的政策负责，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民族主义情感依附。而人们越发把那些欧盟官僚们视为自我满足、享有特权以及不受问责的精英人物。

    这与仇视移民有关。当六十年代来自土耳其和摩洛哥等国体力工人的后代们开始在欧洲城市中形成大量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时候，工薪阶层聚居区的紧张关系开始上升。自由派精英人物经常把对犯罪和陌生习俗的抱怨指责为“种族主义”。他们说人就是应该学会宽容。

    这些都没错。宽容、欧洲团结、不信任民族主义以及警惕种族主义值得赞许。但是在没有讨论、何况是批评的情况下推崇这些目标造成副作用。当荷兰、法国以及爱尔兰选民否决欧洲宪法的时候，他们是在表达对其政治精英的不信任。那些保证通过拒绝“欧洲”、反抗“伊斯兰化”以及驱逐移民来恢复国家主权的民粹主义者正好利用了这一不信任感。

    排外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的论调是难受的，而且，在奥地利历史背景下，也是令人担忧的。但是，新的民粹主义还不是非民主的，甚至也不是反对民主。在奥地利极右翼选民中最为经常听到的词语是“新鲜空气”。人们说他们投海德尔和斯特拉赫的票为的是打破统治党派的把持。

    这一动机并非无理。如果人们对其民族身份认同、政府的主权以及社会的人口和社会构成感到担忧，那么，这些恐惧最好在政治场合表达出来。只要人们通过选票而非暴力表达关切，而无论这些关切在自由派听来有多么不顺耳，民主都不会受到严重伤害。

    当然，全球各地民粹主义精髓就是反对政治精英。美国总统候选人即使是前总统的儿子表面上也要对抗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当人们不仅对精英、而且对制度本身丧失信心就会产生真正的破坏。

    这种事情在欧洲尚未发生，即使奥地利也是如此。现在，传统自由党派没有必要惊慌失措，通过讨好相同的仇恨对抗右翼。但是应该在政治辩论中严肃对待这些仇视。这样就可以遏制民众反感。右翼通过挑战既得利益的腐化崛起不仅不会破坏民主，或许还会到头来加强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