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完蛋了，不管它们还有多少人员和武器。” 鉴于其在拉丁美洲左翼革命武装力量问题上无能人能比的洞察力，前萨尔瓦多游击队领导人霍亚金·维拉洛布思（Joaquín Villalobos）关于哥伦比亚缉毒游击战的珍贵结论值得人们思考。同样，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的意识形态导师海因兹·迪特里奇，几乎含泪地承认“查韦斯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讲话（号召它抛弃武装斗争并释放人质）相当于是向华盛顿的半球野心无条件的投降”，也是如此。

不管这些判断最终看起来多么草率，但是它确实显示了该地区历史最长的也是最后的政治军事组织似乎终于濒于失败。在由美国提供经费的哥伦比亚计划以及良好运气——例如在三个月前袭击位于厄瓜多尔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时发现的成千的证明其有罪的电脑文件——的帮助下，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的“民主安全”策略看起来有了回报，

如果接下来几个月的情形证实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灭亡，拉丁美洲将最终摆脱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个主要灾难。至少从1956年12月开始，当菲得尔和劳尔·卡斯特罗以及一个年青的阿根廷医生——后来闻名于世的切·格瓦拉，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出发航行到古巴并开始书写一段历史后，该地区已经见证了无数的小规模左翼革命团体试图通过武装起义来取得政权事例。它们都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英雄先例以及强调在右翼的残暴独裁统治下——例如巴蒂斯塔在古巴的独裁统治，索摩查在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以及军事寡头联合体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玻利维亚、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和其他地方－包括哥伦比亚的独裁统治，不可能用其他方式取得政权。

在许多情形中，他们的观点是对的：不借助枪支和子弹，他们国家的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他们只取得了三个成功：1959年在古巴革命成功；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成功；以及到1992年止在萨尔瓦多，他们和美国以及当地军队战争打成僵局的状态，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和平和繁荣发展。在其他所有地方，不管是什么原因－被误导的策略，战术错误，不正确的理论，美国的干涉等等－他们面对的只有失败，镇压和无果而终。

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拉丁美洲，为了取得政权的武装斗争正在逐步停止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该地区只剩下了几个团体：秘鲁的光明道路，智利的曼纽尔·罗德里格斯（Manuel Rodríguez）爱国阵线，在墨西哥恰帕斯州短期存在的萨帕塔主义者和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该半球的民主转变使游击战争失去了存在的合理基础：像切·格瓦拉于1962年在其作品《游击战争》中预言的那样，无论在哪里，如果民主统治的趋势（或者，你可加上，民主统治的现实）获胜，那么拿起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游击队都被击败，被招安，被纳入民主进程，或者变得无关紧要。到20世纪末期，只有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以及墨西哥的少数分裂团体继续存在。

所以如果维拉洛布思（Villalobos）和迪特里奇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即将溃败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成为该地区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同时也为乌里韦的策略作出了辩护－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个策略保持警惕。批评这个策略侵犯人权是正确，但是现在事实似乎已经证实它取得了成功。这对这个半球，对哥伦比亚，对乌里韦都意义重大。

虽然如此，但是还存在三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尽管有很高的叛变率，7个领导人已经死亡3个，以及查韦斯明确决定抛弃他们（至少目前如此），在过去的40年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经显示其有极强的恢复能力。是的，虽然他们被分裂，不受欢迎，没有国际代表，但是游击战争的起起落落众所周知；只有被埋葬的游击队员才是真正死亡的游击队员。

其次，断定查韦斯的一个讲话就等同于对一个原则的根本性确认是极其危险的。固然，鉴于其现在毋庸置疑的孱弱处境，查韦斯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生存绝对至关重要。但是，根据和查韦斯亲自会面十几次的经验，至少对我来说，对他说的任何话－不管是温和的，极左的还是中间的－赋予极大的重要性或者予以深信似乎都很天真。查韦斯可能已经选择了一个较小的战术“修正”，以等待在某一天进行战斗。

最后，假设乌里韦就要取得胜利，那么他应该对这个胜利做些什么呢？许多人提倡和已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曼纽尔·马鲁兰达（Manuel Marulanda）的继任者展开安抚谈判。但是，没有任何分权的打算，这个倡议就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毕竟，结束萨尔瓦多内战的1992年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是在双方明显都不能取得胜利两年多后才签署的。并且这一成果还要归于由阿尔瓦洛·德·索托（Alvaro de Soto）领导的联合国充满技巧的介入，法拉邦多·马蒂全国解放阵线（FMLN）久经世故的领导人维拉洛布思（Villalobos）以及首席谈判官萨尔瓦多·萨马约亚的才华，来自美国以及其排头兵伯纳德·阿伦森（拉丁美洲事务高级专员）的强大压力，以及萨尔瓦多总统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不可否认的勇气和远见。

在当今的哥伦比亚，这些因素几乎都不存在。所以，或许维拉洛布思（Villalobos）应该更谨慎一点，而迪特里奇不应该那么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