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出席了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会议，题目是“面对前南斯拉夫的过去。”尽管欧洲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早在10年前就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但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却让犯罪者和牺牲者都陷在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的时空怪圈之中。

随着与会者走进贝尔格莱德的Hyatt酒店，一群抗议者高举写着“释放米洛舍维奇”的标语正等待着他们，抗议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在媒体记者和保安人员的一阵混乱中，他们拦住了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负责前南问题的首席检察官迪旁蒂（Carla Del Ponte）。迪旁蒂曾向塞尔维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在拉多万•卡拉季奇和拉特科·姆拉迪奇的审判中合作，正是这两个人下令执行并监督了1995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屠杀7000名穆斯林成年男子和男孩的暴行。

抗议者还是代表了一些塞族人的观点。尽管前南国际刑庭成立已达10年之久，但有关战争罪行的争论还是非常激烈，就连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究竟发生了哪些基本事实都未能达成一致。塞尔维亚总理（当时任总统）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2001年成立真相委员会的企图从一开始就被指控为缺乏公正，成立起来的真相委员会也不到一年就遭到解散的厄运。

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也同样困难重重。的确，米洛舍维奇以战争罪、反人道主义罪和种族灭绝罪在海牙接受审判。但海牙法庭和二次大战后纽伦堡法庭之间的对比正在日渐消失：由于审判迁延日久，观察家们怀疑为什么用了那么长时间来确立战争责任。毕竟在纽伦堡，第三帝国最高统帅们的审判和定罪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与此相反，米洛舍维奇抓住前南国际刑事法庭的程序漏洞来拖延对他的审判，同时对法庭的权限及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一招在国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些受到指控的战争罪犯都像英雄似的被人崇拜。实际上，塞尔维亚最近的总统大选几乎成了米氏问题的全民投票－同时参与表决的还有塞尔维亚与西方乃至世界的关系。拥护米洛舍维奇的候选人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没能赢得选举，但却获得了高达46%的选票。

尽管曾在竞选时做出承诺，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还是没能把姆拉迪奇交给前南国际法庭（卡拉季奇也许根本不在塞尔维亚），而姆拉迪奇的证言肯定对米洛舍维奇不利。我们能对塔迪奇的恐惧表示理解：第一位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总理佐兰·金吉奇与法庭进行了合作，但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此掣肘恰恰暴露了前南国际法庭的根本弱点：与纽伦堡法庭不同，国际社会是在战争中，而不是在战后，召集了前南国际法庭。没有对证据或被审判者的绝对控制，前南国际法庭从一开始就缺乏行使“胜利者的公正”所必须的权威与合法性。

这继续阻碍着对米洛舍维奇的审判，使人们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与种族灭绝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产生了怀疑。但由于对他的指控不是仰仗“指挥责任”，而是采用了前南国际法庭个人责任的宪章原则，其中隐含着对“联合犯罪企业”责任者的起诉授权，把驱逐、免职等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今后其它的暴力行为结合起来。

可时间却越来越紧迫。前南国际法庭必须在年内了结新的诉讼，并于2008年前彻底解散。这场审判在进入尾声的时候，却面临着国际社会日益缩减的资源分配和日益削弱的政治意愿。

前南法庭会留下什么呢？从一开始，由联合国安理会维和力量控制的前南国际法庭就抱着雄心壮志。如果这意味着法庭想阻止进一步的暴力行动，那么它失败了，至少在短期内一败涂地。毕竟，暴行－包括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在前南国际法庭开始运行后仍在继续。

种族和解又会怎样？前南国际法庭的第一位首席检察官理查德·戈德斯通（Richard Goldstone）呼吁谴责种族迫害，目的是使所有各方超越身份政治，建立起更为自由的政治秩序。个人责任制会在一定程度上斩断种族身份和公共复仇的锁链。

但鼓励种族和解对任何法庭来讲都是脱离现实的要求，前南国际法庭也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自由的政治秩序包含着承认已有先例和进行类似推理的法律原则，但很多塞族人都不肯放弃自己的历史例外论，认为自己有着独特的遭遇。实际上，1999年的北约轰炸与对米洛舍维奇的指控都被看成是“对塞尔维亚人民发起的攻击。”

否定历史在克罗地亚也同样明显，那里的指责与苦难颠倒了位置。前南国际法庭同样不会受到当地民众的怀念。

因此今天要讨论如何脱离国际公正的问题。当前南国际法庭的大门轰然关闭，那些尚未了结的诉讼该往何处去？迪旁蒂呼吁建立“新型公正伙伴关系。”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但现实的选择又在哪里呢？前南国际法庭的调查和诉讼是否真能移交给国家法庭？迄今为止，前景并不乐观：该地区有数的几起国内审判仍然反映着周围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和无处不在的民族偏见。

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该地区的犯罪调查。前南国际法庭的任务应当是完成并传播一份记录，从而使否定历史的可能性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