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上去，欧洲的社会民主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危机。戈登·布朗在英国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西班牙经济衰退的沉重打击；法国社会党领导地位的难以为继；意大利中左派联盟的土崩瓦解；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严重的勾心斗角：所有这些现象无一不在表明：社会民主力量似乎没有能力抓住目前金融危机带来的这次机会，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但这些问题以高调的方式同时出现并不像表面上看去的那么严重。执政错误或者笨手笨脚并不是左翼党派的专利：分裂的威胁让比利时陷入瘫痪，而奥地利则还在为希望渺茫的保守派联盟而努力，波兰在竭力寻找能稳定保守势力的平衡局面，而法国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历史新低。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欧洲目前的不确定局势。首先是我们只是在缓慢地克服经济和金融危机。其次还有媒体对危机的报导方式。我认为，这两项因素加起来导致目前的欧洲被无能为力之感所笼罩，而社会民主领域的状况似乎更是如此。

在危机报导的过程中，媒体似乎太过关注金融方面的问题，却对显而易见的经济增长放缓很少在意。但正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降低了所有发达国家对次贷问题和稀释次贷债务风险的混合信贷组合所带来金融冲击的抵抗能力。事实上，正是由于银行业的不确定性、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失业和零工的风险加大，才导致目前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其它国家出现显而易见的政治问题。

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意识形态问题。20世纪后半叶见证了市场经济对管理经济的胜利。而原本信奉马克思的左翼党派则丧失了生存的契机。即使像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力量那样出色完成了任务的资本主义管理者，也在凯恩斯和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中失去了说话的余地。而货币主义者则在整个发达世界取得了胜利。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市场都处在最佳平衡点是今天人们公认的规律，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政府干预或调控措施都不受欢迎，而且政府行为也注定没有效率。

当前的危机狠狠惩罚了这种严重的思想错误。不仅推翻从前为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难辞其咎，同样造成恶果的还有过去30年来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降低——由此导致消费规模萎缩现象，以及故意取消限制银行业、使其不能为所欲为的管制措施。这一次，从绝大多数媒体的报导来看，独立爆发而且令全球金融业陷入瘫痪的次贷和组合信贷危机完全可以归咎于银行的“缺乏道义”，而与系统性失败没有多大关系。

简言之，取消管制、私有化、削减公共服务、把收入重新作为企业管理问题的核心——这样的措施符合太多人的利益。因此，重塑公共利益意识——重塑规则和平衡意识——的这场政治战役注定将艰苦而漫长。即使并不为多数人所认可，但同样明确的是这场战役将主要集中于思想领域：必须恢复人们对遵守特定基本规则和建立公共管理机构的合法意识。

这原本应该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但这也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这些社会民主人士已经无法再指挥这场战斗，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意识形态，而且还涉及到文化领域。媒体已经不再扮演评论者的角色，相反成为凭借想象劫持政治的圈内人士。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媒体只选择那些最能吸引眼球的问题：人性的冲突、暴力和压抑、争取民族身份的争斗、以及不同的道德和性观念所引发的争议。对于现代媒体来讲，有关政治的技术争论引不起任何兴趣，因为关注这个问题的受众人数非常有限。

举例来讲，在准备下一次议会选举的时候，法国社会党就不得不屈从于眼前的事实。我们已经知道媒体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经济管制问题却极少涉及。西班牙的状况——受尊敬而且有能力的西班牙政府正在承受从别处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全面冲击——也非常类似。西班牙政府不能集中精力独自应对危机，而是面对媒体的责难摇摆不定。任何威胁到政府稳定的东西都能促进报纸和广告销售，同时也使潜在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