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2009年和巴拉克·奥巴马开始担任总统会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吗？或者经济危机的纵深度和严重性会让过去的分裂徘徊不去？这一危机将会使大西洋两岸出现民族主义的和只顾自己的态度，阻碍期待已久的关系好转吗？如果不是完全恢复这种关系的话？

当然，要下定论还为时过早。即使欧洲左派中的左翼—相当于美国民主党中最自由的派别—表示担心奥巴马已经选定了一个过于温和的内阁，反美国主义的传统形式也必然在欧洲暂停。欧洲人几乎不可能走上街头去谴责美国的“本质”（即美国是什么和美国在干什么），而在布什时代甚至克林顿时代他们就这样做了。自从11月4日以来，美国在欧洲的形象已经大变，而一旦奥巴马接任总统，他的外交风格可能还会巩固这种变化。

但在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领域过多地指望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少独特之处，都是不明智的。这也同样适用于全球关系。根本性的问题依然还在，新的问题也可能发生。

首先，无论在弗拉基米尔·普金和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治下的新俄罗斯行事多么蛮横，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也不再构成对欧美的共同威胁，这种威胁直到1989年都把欧美黏在一起。除非发生了相当离谱的事，新的冷战不会开始。

第二，欧洲和美国看待彼此的方式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结构失衡：欧洲带着热情关注美国，而美国对欧洲兴趣一般，而且越来越不关心。冷战时期，欧洲曾是美国的第一道防线。而在当下的全球时代，美国将优先考虑亚洲，中东，甚至可能是非洲。

第三，即使奥巴马治下的美国提出，甚至施行多边主义，美国人也远远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多极的世界。他们可能会就它的概念写些东西，但是它的含义—在这个世界中他们的国家仅仅是“资格最老的那个” —并没有真正深入这个国家的精神。

美国的国际主义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观念上，事关一种独特的角色和使命感。这种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很难让欧洲人妥协接受。即使由奥巴马担任总统，他们也可能很快就交织在一起的傲慢和伪善发起谴责，这在他们看来是和美国“特殊又独特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第四，如果美国的外交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变化，在美国要求帮助的时候，欧洲准备好应对挑战了吗？先期考验可能事关阿富汗：奥巴马微笑而坚决地直接表示：“你们已经很支持我了。我谢谢你们。但是现在我不需要你们象征性的投票，我需要你们具体的援助。我需要你们的部队更多地介入阿富汗。”

我怀疑欧洲领袖不会做出激烈反应。大多数人都被说服接受阿富汗的问题不能用军事解决，他们也知道公众没有兴趣开展这样的行动，尤其是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欧洲人有倾向于既谴责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又依赖美国保护的传统。

第五，“老”问题之外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新问题： 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可能对大西洋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主义，因为我们已经汲取了1929年的教训。但是向“龙头产业”提供公众援助可能被证实会对国际合作氛围造成破坏，就像关税壁垒过去所做的那样。随着危机深入，使用民粹主义的利己措施来“安抚”受苦民众的诱惑可能会加剧。

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一个“变绿”的美国—一个虽然晚了些才发现自己在地球幸存中的责任，却满怀热情的美国—可能会使得大西洋两岸竞相争取在生态保护中力拔头筹。

有可能发生的冲突还可以成倍增加，从核裁军—法国裁得太多，其他国家太少—到和伊朗，俄罗斯和中国打交道的最佳方法。

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对于欧洲而言，巴拉克·奥巴马当选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考验。欧洲能否相时而动，抓住机会（这是由美国做出勇敢热情的选择而创造出来的），从而向它自己和世界证明，老欧洲依然能够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