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二月，俄国杜马选举几乎肯定会巩固忠于普京的力量的势力。自从拉姆斯菲尔德把欧洲大陆划分为“新”欧洲和“老”欧洲以来，这一结果有可能会确认俄国成为最为引起欧盟分化的事务。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盟成员国们很容易就形成对俄共同政策。这些国家联合在一个意在将软弱和负债累累的俄国民主化和西方化的战略之下。

这一政策现在已经瓦解。窜升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已经让俄国更为强大，不再如此合作，也不再对加入西方如此感兴趣。如今，欧洲人甚至无法对俄国政权的性质取得共识，更不要说对其采取何种政策了。

这一混乱局面部分是由于普京高超的政治技巧造成的。在一方面，普京需要最大程度地控制经济和社会以便提高工资和养老金并且压制反对派，与此同时培育让他稳坐江山的那些恩宠。在另一方面，莫斯科的精英阶层担心未来的政府会将他们的资产收归国有，想要避免成为国际贱民，这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西方安度晚年。

一群联系紧密的政治顾问们帮助普京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并不是建立起一个独裁制度，而是帮助普京利用自由民主制度的微妙之处来巩固权力。普京通过建立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虚假的反对派政党和像“纳西”这样虚假的施加压力团体和组织并且重新确定法治作为政治权力工具，从而比许多独裁政权更为有效和微妙地加紧了其控制。在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之计，他有可能竞选总理从而延长其统治，这是这一做法符合逻辑的延续。

尽管欧盟未能在普京时代改变俄国，但是俄国却对欧盟出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能源方面，俄国对欧盟各成员国们各个击破，分别签订破坏欧盟共同战略核心原则的长期协议。在科索沃问题上，俄国阻挠在联合国取得的进展。在高加索和中亚，克里姆林宫有效地将欧盟排除除去，而欧盟则在这些地区具有促进政治改革、解决冲突以及建立能源合作夥伴的利益。

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克里姆林宫努力破解欧洲的吸引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某些邻国眼中，俄国正在重新崛起，对主权、实力以及世界秩序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成为欧盟在意识形态上的替换品。欧洲建设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俄国则相信当实力平衡改变之际，法律也应当改变以反映这一变化。

而且，俄国正在试图与欧盟建立“不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欧盟领导人们相信，和平和稳定是通过相互依存而建立的，俄国领导人却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也就是欧盟需要俄国要大于俄国需要欧盟，特别是在能源领域。

尽管俄国的GDP并不大于比利时和荷兰相加之和，其军费开支也只是欧盟的一小部分，但是克里姆林宫却一贯占据欧盟的上风。中心问题是，欧洲人荒废了其最为强大的实力源泉，也就是团结一致。

在俄国问题上，欧盟成员国们分为两派。一派把俄国视为潜在的夥伴，可以通过“缓慢融入”的进程将其带入欧盟的范围。另一派把俄国视为一个威胁，其扩张主义和蔑视民主必须通过“柔性遏制”政策来加以逆转。最近几年的历史表明这两个策略都不成功。

第一个策略有在不坚持让俄国遵守稳定的规则而让其轻易获得与欧盟合作的所有利益的风险。但是，公开敌视俄国将会让欧盟难以取得俄国在一堆共同问题上的帮助，这些问题包括环境污染、非法移民、核子扩散以及科索沃的最终地位问题。

欧盟现在急需一个新的策略。它不应该试图将俄国民主化或者遏制俄国，而是应该确定更为有限的、将俄国转变为可靠的、受到法治制约的夥伴的目标。共同策略将会给欧盟多种手段来确保俄国遵守条约和共同协议。

在外交层面上，欧洲可以威胁剥夺俄国参加工业八强和俄欧高峰会议所带来的威望。它们还应该力图通过加强与诸如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关系而在欧洲近邻强化民主和法治。

还应该使用经济杠杆。欧洲应该加强审查俄国在欧盟市场上的投资并且使用竞争法规来对垄断做法和现有投资活动的洗钱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可以通过审查克里姆林宫精英人物购买西方资产而瞄准其利益，甚至可以禁止违犯人权者前往欧盟旅行。

只要欧盟继续在融入和遏制之间摇摆不定，它就会继续在克里姆林宫面前显得软弱和举棋不定。这反过来将会鼓励俄国变得更为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