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认为西欧的高失业率是不可持续的。在1970年代末期，货币主义者断言只有通过失业率短暂而温和的上升才能控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逐渐蔓延并正在加速的通货膨胀。他们还认为当我们将来回顾历史时，会认为为回归有效的价格稳定性所付出的成本都是值得的。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论断得到的印证。但在西欧却并非如此。

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紧和为应对通胀而提高利率，失业率也上升了。但在通胀得到控制之后，失业率却并没有下降—或者说下降得不多。如果说失业率并没有维持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但也高得足以使长期失业或对长期失业的恐惧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

连续好几代人的官方失业率都维持在10%或更高的社会是政府的经济管理失败的社会。因此，似乎西欧20年以来根本的政治平衡—一边是社团主义者的讨价还价和充足的社会保障，另一边使紧缩的货币政策—必然破裂。

这双重的恐惧似乎让欧洲的决策者们束手无策了。欧洲央行的官员们担心他们的政治主人会勒令他们放松货币政策；担心释放总合供给所必需的结构性改革不会出现；还担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又回到1970年代的通胀状态。简言之，他们担心为价格稳定性所做出的一切牺牲都会付诸东流。

而西欧的政治家们担心的却是相反的结果。他们担忧的是即便在实施了结构性改革，降低失业受益的吸引力，提高工人获得工作和公司录用工人的能力之后，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会依然坚持通货紧缩。总之，他们担心没有产出或就业的扩张，实际结果就只会是贫穷的增加。

当然，这些担心也伴随着对结构性改革和货币扩张协调实施的希望。这样做可以促进就业和产出而又不至于大幅提高通胀率。但现实表明实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式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在羽翼未丰的欧洲央行急于建立自己应对通胀的公信力的情况下—且实现结构性改革的手段也仅是半心半意，缩手缩脚和小打小闹而已。

20年来，我一直是错的：尽管有高比例的公民被排除在相当部分的重要经济生活之外，西欧的政治仍然保持了稳定。西欧的经济体们仍然继续成长—虽然本应更快一些—尽管他们仍然背负着失业劳动人口比例达10%甚至更高的沉重负担。

但现在我的观点似乎最终得到了印证—或者说如果不至于惊慌的话，至少我有理由担忧。法国拒绝欧盟宪法，首先—或说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它担心欧洲的进一步一体化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并危害新自由主义。

当法国认为与德国结成紧密的伙伴就不会再有人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应该使用何种语言而大动干戈时，它支持了“欧洲计划”。可当欧洲计划意味着法国工人面临来自波兰的水管工、罗马尼亚的农民和土耳其的店员的竞争时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在德国，选民们似乎由于不满施罗德总理对新自由主义项目不温不火的忠诚而准备让他走人。问题是，他们一旦这样做了又会迎来新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四年的任期。而她对新自由主义项目的承诺几乎和我一样坚定。我认为德国在未来10年里还是实行更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比较好。但这似乎不是德国选民们的想法，所以也使得德国未来四年的政治局面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北欧对央行官员，特别是对欧洲央行和欧元的不满使形势更为严峻。这并不是因为终结欧洲货币联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仅仅是因为人们开始考虑欧洲货币联盟的终结可能会催生低概率的期货。就这一点就足以动摇全世界的资产价格。

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演绎了世界史上最令人振奋的成功故事的重要篇章。所有人都希望今天统一的欧洲在这样的成就之上继续发展而不愿让持续数代人的高失业率使我们前功尽弃。

但这就需要欧洲央行转变态度。欧洲需要一种重视帮助北欧提高就业率更多于实现价格稳定性的货币政策。

毕竟在南欧和东欧还是会出现通胀—这是必然的。因为随着各地区的发展和工业化，它们的贸易条件必须得到改善，而在货币联盟当中，地区性通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欧洲央行不应该为了实现人为的欧洲大陆范围内的目标，就以北欧的通货紧缩来平衡南欧和东欧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