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最近的中欧峰会只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欧盟的声望已大不如前。曾几何时，欧盟是全世界最令人赞叹的政治实验，受到各方敬仰，在气候变化和消除第三世界贫困等国际政策方面起着领导作用，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如今，站在世界新兴力量面前，欧盟的形象已远不及以前高大。现在的欧盟只不过是个增长率低下的地区，成员国政府不再精诚合作，各自实行着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致使欧元受着深深的伤害。

当然，欧盟还不至于迅速堕落为世界政治舞台的落后者。但欧洲人确有必要放长目光认真反省，好好思考一下，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 40年后的欧洲将是怎样一副面貌。

当务之急是厘清什么是欧洲利益——以及什么是欧洲责任。欧洲将面临一个形势严峻的世纪，必须目标明确、有所准备。欧洲还需要设置指导自身行动以及领导行为（但愿欧洲仍能维持领导地位）的道德标准。

欧洲曾经使用过“告别战争”、“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等口号。如今，我们需要新的口号来取代它们，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欧洲的利益。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因此仅仅致力于捍卫所有和所求是远远不够的。

从最广泛的角度讲，欧盟的战略利益——毫无疑问是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并非只局限于欧盟内部。安全显然是重中之重。所谓“安全”是指消除经济紧张局面的能力，而非军事意义上的“安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是欧洲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在阿拉伯，城市的退化使伊斯兰武装力量如鱼得水。在非洲，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到本世纪中叶有望从现在的8亿增长到20亿。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在重建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利益。目前的重点是气候变化问题和银行及金融业监管问题，但很快，资源问题——从碳氢化合物到农业原料——也将需要达成国际共识。当今，经济竞争的焦点仍是市场，而不是领土、知识产权以及贸易与投资。市场竞争亦需要在统一的国际安排下进行。

欧洲在世界市场的很多方面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以内，欧洲仍有实力按自己的意愿左右全球事务。但从欧盟各国的政策记录看，欧洲仅仅是消极地对外部世界的发展做着反应。欧洲首先要在内部达成共识，然后才能一致对外。

这样还不够。欧洲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进一步确定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然后再考虑面向全球。在这方面，主要障碍是各自为政：欧洲仍处于分裂局面中，在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IMF、世界银行等——上缺乏强有力的代表。

短期挑战显然是欧洲内部迥然不同的经济体。欧元区危机并非已经远去的危机，而是心腹之患的症候。作为对希腊债务危机的反应以及对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出现相似危机的未雨绸缪，欧洲打造了一张5 000亿欧元的安全网，但这一举措只能延缓恶症爆发——可能推迟个三五年，而并没有解决欧元区国家间根本性的经济失衡问题。

只有财政联盟才能真正起效，而税收问题一直是欧盟各成员国不容他人置喙的禁脔。于是，欧元区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一方面，不可能抛弃单一货币回到各行其是的局面，另一方面，又不可能更进一步形成类似美国的分布不均的庞大经济体，通过统一税收来平衡分配。

长期挑战则是人口问题。欧盟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重建竞争力、增强创新力、振兴制造业、改善教育状况并缓和劳动力短缺。但欧盟无法扭转欧洲老龄化的趋势。岁月无情，到本世纪中期，欧盟公民平均年龄将从现在的38岁上升到50岁。这意味着挣工资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他们养活的“闲置”人口越来越多。考虑到欧洲还将面临低工资但教育不断改善的国家的竞争，前景实在不容乐观。

只要欧盟各成员国齐心协力，欧洲的优势仍然十分可观。欧洲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占全世界商业的40%强。尽管遭受了危机，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这些都意味着欧盟可以在重建全球新秩序的竞争中与美国平起平坐。

欧美之间的区别在于美国雷厉风行，而欧盟缩手缩脚。当然，由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举措失当，欧盟已在道德制高点的争夺中走在了美国前面。欧洲应该好好利用自己在气候变化和发展援助方面的领导地位，在此基础上争夺道德领导权。

但欧洲各国似乎无意利用这个天赐良机。现在正是时候，欧洲政治领导人应该昭告天下，欧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要半夜这样的角色。